博物馆寻珍录

由西汉南越王与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同主办、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支持的《中国文字展》正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展出，吸引了许多热爱传统文化或者喜欢书法的观众。

展览共展出150件(套)文物及辅助展品，涵盖陶符、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等多种文字形式，依托陶器、甲骨、青铜器、纸本等多种文字载质，以多个角度展现中国文字经久不衰的魅力。同时，也通过中国文字字体及书写材料的不断演变，探寻中华民族自古传承的变革与开放精神。

这个“眜”到底是谁？

纵观整个展览，正如主办方所言：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展现了中国早期成熟文字的风貌，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古代书法家的精品之作代表了书法艺术的顶峰，近现代独具特色的以广东话写作的书信和革命宣传资料昭示了岭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展览中，一件印有篆体“眜”字的封泥悄悄地躺在光亮的展柜中。由于体积小，如果不是为记者讲解的馆内工作人员特意提醒，记者也会像许多观者一样与它擦肩而过。没想到，这块不起眼的土疙瘩，居然对整个南越史的研究起过突破性的作用。

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象岗山上的这座南越王墓，墓主是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文帝赵眜。但是在历史书上，包括《史记》这样的权威著作，都把他的名字写作“赵胡”。2000年来，这是言之凿凿的信史，因为没有其他旁证，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所以当西耳室中出土了两枚印有“眜”字的封泥，不少人恐怕犯了蒙：此字必是人名。问题是此人是谁？是谁的名字，够资格作为“加密签名”陪葬放进这座辉煌的大墓中？

出于学术的严谨态度，当年参与发掘南越王墓的考古专家和文博专家们对墓主的身份揣度花了一番功夫。好在2000多年来，这座大墓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盗墓贼的袭扰，完整无缺地留存到了1983年。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想象，类似封泥这样的东西，是不会有盗墓贼看上眼的。于是，它们也就只能在匆忙而混乱的盗掘中，和四处刨出来的寻常泥块一样，在地下水等的综合作用下，变成谁也认不出的泥巴。

好在历史没有如果。象岗山汉墓出土的文字材料之多，超出了专家们一开始的想象。墓主身上随葬9枚玺印，最大的1枚是“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还有“泰子”龟钮金印和“泰子”覆斗钮玉印各1枚，“赵眜”覆斗钮玉印1枚，“帝印”螭虎钮玉印1枚，其余4枚素面无文字。此外，在东耳室出土的乐器中，有青铜勾鑃8件一套，每件都錾刻“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以及在西耳室发现的2枚“眜”字封泥、2枚“帝印”封泥。这一切确凿无疑地说明，它们就是南越王家的最高级别御用品，而“赵眜”即是墓主，也就是名字错了2000年的南越文帝。

小兵立大功

古来不稀奇

“我突然想起《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发现财宝时的神态，而我连‘芝麻、芝麻、开门吧!’这句咒语都来不及说，就置身于一堆古代宝藏中了!”近年随着大众媒体的大力传播，以及考古热的勃兴，35年前第一个进入西汉南越王墓“探宝”的黄淼章的这句话，时不时就会被人提起。

时任广州文管所考古队队长的黄淼章当时还是名副其实的“小黄”。6月8日大墓被发现，这个“小黄”同两名同事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工地。当天晚上，他们在现场拉起电灯，清去墓顶的浮土，一条长约2米，最宽处30多厘米的裂缝露了出来。黄淼章从裂缝中看下去，在强力手电筒的照射下，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件汉代式样的大铜鼎。“这是汉墓啊!”黄淼章激动极了。6月10日晚，大家决定派一个人进墓室探险，又高又瘦的黄淼章被选中了。晚上10时整，黄淼章腰系一根绳子，顺着一根长竹竿滑下了墓室。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黄淼章四顾所见，彩绘斑斓，一侧的东耳室中，摆放着从未在广州发现过的编钟、编磬，一根有彩绘的漆木钟架还在编钟之上；旁边则是排列有序的铜提筒、铜钫……西耳室内塞满器物，过道中，几十个小铜鼎捆绑成束的铜勺和成堆的小陶罐，小陶鼎等有次序地排列着……最关键，此墓没有被盗!巨大的兴奋让他愣在墓室中。“有宝，大大的有!”激动之中，黄淼章连平时再熟悉不过的许多随葬品的名称也记不起来了。

第一次下墓室黄淼章待了十分钟左右。在同事的催促下，他取了一件铜编钟、一件大玉璧、一个陶罐的盖子。上面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同事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了上来。沉睡地下两千年之久的第二代南越王陵墓就此被发现，震惊中外。

黄淼章的眼睛第一次投向西耳室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判断，他不会注意到这件“眜”字封泥。它太小了，也太缺乏光芒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它和另外一位“好朋友”，本是盖在包裹器物的丝绸类植物打结处的。字模一压，时光就凝固了。它们接下来的使命，就是在无边的黑色中等待。

每个古字都值得珍惜

现代人使用密码很方便，一般不会想到使用封泥。实际上它在历史上的使用很广泛。大凡重要的官方文书、信件等，都用得到。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还有相当复杂的规章制度约束。配合它使用的有专门的封泥匣。根据今天专家们的复原，它的使用方式大致如下：首先打个特别的绳结，置入封泥匣的凹槽中；接着填入湿泥块，把绳结严密地封起来；继而用印在泥团上盖章；等泥巴变干就算是密封好了。

除了“眜”字印，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厨丞之印”“泰官”等封泥，说明当时南越国宫中有这些官职，弥补了许多历史文献的不足。还有一件“帝印”封泥，印文和“帝印”印章不一致，说明是拿另一枚印章盖上去的。但那枚印章在哪？当年有没有陪葬入墓中，谁也不知道。

考古、文字界前辈学者麦穗丰曾指出，岭南社会发展比中原要晚，有人说在岭南“汉无金石可记”，清人龚自珍更慨叹：“我生不恨与欧异，但恨金石贫南天!”但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的金石资料实在不少，其中较集中的是出土于当时行政中心区域的番禺都城(今广州)，尤以都城内的王宫遗迹及周边的多处臣民墓群为多，“出土的南越玺印、封泥、陶文还有石刻和漆书文字等，反映了西汉初年岭南地区已经十分注重文字的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结合，文字的表现形式极为丰富多彩”。

麦穗丰指出，本地所见的封泥，最早就是出现于南越国时期，南越王墓就出土了39块，南越宫苑遗址也出土有“中府啬夫”的封泥。从文字发展和使用的角度来说，陶文、玺印与封泥三者是紧密关联的。目前所见的南越玺印全为阴文(白文)，捺在湿软的泥坯上的陶文和封泥，也就成了阳文(朱文)。虽然它们大多是一些零星的文字，但对于文献资料极为稀少的秦汉时期来说，每一个字迹的发现，都是弥足珍贵的。

文/图(除署名外)：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