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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中国的文化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伦理观可以概括为追求普遍和谐。中国的普遍和谐观念,讲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四个层次。这种普遍和谐观反映在核心的伦理价值上,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其一为内求,其二为利他。在观念层面,内求即唤醒个人自身的良知,利他即仁爱之心。在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中,明确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叩问内在良知,为内求;“亲民”即对人仁爱(忠恕),为利他。坚持这两条伦理价值,则行为就能“止于至善”,恰到好处。而在行为层面,内求有改过迁善的意思,利他则有社会公益的内涵。首先,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和谐在强调整体的同时也注重个体主体性的发挥,因此,在行为上,个体自身的和谐是其应有之义,表现为个体能动地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气、形成积极品质,从而使个人自新,自身健康发展;其次,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和谐强调万事万物一体和普遍联系,因此,个体在行为上表现为与外部环境中的人、事、物全方位的和谐状态。通过传统文化熏陶,可以强化内求、利他等两种核心伦理价值,在此基础上,有利于个体在行为上表现出自身的和谐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全方位和谐,对于全社会和谐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具备儒家、道家等多元文化。

中华文化是多元共生的文化系统,可以称为“多元一体”。

中华文化:多元化、包容性

中华文化有两大特点:

一是多元性,儒释道三家思想同时起作用,已显示多元。同时,中华文化的起源也是多元的,除了北面的黄河文化这一源,还有南面的长江这一源。

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起源都是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从思想来讲,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产生于黄河文化,而老子和庄子,道家思想的代表,产生于长江文化。很有趣的是,《诗经》是黄河流域文化的诗性代表,它是写实主义最早的文学的源头,而楚辞和《离骚》是长江文化的诗性代表,它是浪漫主义文学最早的源头。

长江文化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它的上游,在成都郊区的广汉,出土了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极端奇特;长江文化的中游,就是楚文化的地区;到了长江文化下游,如浙江的良渚文化区,出土了大量玉器。闽南文化区和岭南文化区,都离不开长江文化的主脉。黄河和长江“两河”文化的伟力,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广大地区凝聚在一起。

二是包容性,中华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没有宗教战争,之所以如此,在于儒家不是宗教,具有阔大的包容性。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的中华文化不排外,哪怕是偏远的穷乡僻壤,也不排外。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奇装异服,都能够采取一种欣赏的态度,而不是嘲笑。

这里讲个概念:多元一体。多元,大家都了解,一体,则是指中华民族。中华是个大包容概念,全国五十多个不同的民族,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族群更多,但最终被统一到中华这个一体多元的文化中来。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意义

我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也经历了近代的积贫积弱和对外交往的屈辱,中国的现代化是个艰难的旅程。我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它的最高经典当中,梳理出一些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是属于具有永恒价值的概念,它不过时,不仅适用于历史,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的人。

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所谓“六经”,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文本存在于孔子之前。有人说“六经”是中国特有的最高的文化形态,有人说它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精神依据。“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是历来中国人应该遵守的精神伦理。

一、是诚信

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所以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孟子说,“朋友有信”。《论语》、《孟子》里面,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论语》、《孟子》讲得很多。但《中庸》、《大学》讲得尤其集中。《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把“诚”视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大学》讲“正心”、“诚意”。人的人格修养,总是内里有诚,外面才有信。所以《易经》乾卦“文言”说:“忠信所以进德也。”又说:“修辞立其诚。”

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是心学的代表,有个跟他学习的人在离开前说:“我跟先生学习这么多年,先生有什么重要的话告诉我吗?”

王阳明说:“立诚。”

这个学生说:“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我们面对的事情太多,难道这两个字就够了吗?”

王阳明又说了一句:“立诚”。

学生又追问:“够了吗?”

王阳明说:“够了”。

立诚,这是做人之本。诚信是“六经”里面最基本的价值观。它不会过时,永远是我们做人做事的精神内核。离开了诚信,说花哨的话,做花哨的事都没有用。

二、是爱敬

“爱敬”是《孝经》里面的话。《孝经》第二章引孔子的话:“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

“敬”自然包括尊敬他人,尊敬师长、尊敬长辈,但它的哲理义涵,并不是对他人而言,而是指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自性的庄严”。“敬”是人的内在性格、性体、本性的精神安顿之所。

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价值理念,其精神价值内核,很多与“敬”有关。譬如“孝”。子游问孔子,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如果“能养”是“孝”,那么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

区别在于,人的“孝”是以“敬”为旨归的。所以人们把对老人的“孝”称作孝敬,称为敬老。

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察选,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没有做官的资格。所以有句话,叫“忠臣出孝子”。忠敬诚信的人,一定孝敬父母。能孝敬父母,才能成为忠于职守、仁爱天下的贤者。

传统社会最大的礼仪,是拜天与祭祖。前者是朝廷礼仪,后者是家庭礼仪。拜天、祭祖是表达对祭拜对象的爱敬追远之情怀。孔子讲“祭神如神在”,意思是说,祭祀神的时候你要相信神是在场的。只有这样,祭祀时才能有诚敬之心。《礼记?祭统》:“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礼仪是文明的指标。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于文明需要讲礼仪。举凡一切礼仪,如果没有“敬”,就不值得看了。礼仪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敬”字。所以《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

“敬”可以使个体生命的精神高昂地立起来。“敬”是个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理念,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讲的这种“大丈夫”的精神,内心的庄严是不可改动的。不论你处于什么职务、遇到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有妥协,但是内心这种庄敬不能被夺。

《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服侍贾母的丫头叫鸳鸯,贾赦看到这个孩子长得漂亮,想娶她为妾,她坚决不答应,甚至作出一些极端的举动,后来在贾母的庇护之下,贾赦最终没有得逞。可以看到,一个丫鬟,她的内心的庄敬与庄严,是如此不可夺,这就是她内心的一种价值信仰。

三、是忠恕

“忠恕”也是孔子的思想。忠是对一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你与别人相交,有没有守持忠实的态度,是你能不能交到朋友的一个自身条件。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与“诚”可以互训。诚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的道德律令。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忠”是一个永恒的价值理念。“忠”和“敬”相关,孔子讲君子有“九思”,其中两思,就是“言思忠,事思敬。”如果做到“言忠信,行笃敬”,即使到不同的族群、国度,也行的开;反之,即使是到自己的家乡,也行不通。

子贡问老师:有一种道德理念需要一辈子来坚守,是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是“恕”。“恕”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强加于人。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你和他人或朋友的关系,跟主体

之外的他者的关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恕”这个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念,西方思想界有很高的评价,他们称这个价值理念是人类的道德金律,属于所有人的。而且从这个价值理念,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

四、是知耻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仁,知耻近乎勇”,这是《中庸》里面的话。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中国文化是讲究经世致用的文化,他讲究力行,光讲空话不行动,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耻”这个概念是人所独有的,你遇到不好意思的事情,做了不合适的举动,你的内心会产生一个愧疚,会产生耻感。“知耻”其实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人的文明的表现之一,是有羞耻心,也可以叫“羞恶之心”。

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就是不忍;辞让之心,是文明礼貌;是非之心,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羞恶之心,就是“知耻”。

孟子称这四个方面是人的“四端”,即做人的开始。如果是一个士大夫,官员,有羞恶之心,知耻,才能廉洁。明代大学者顾炎武说:“廉耻,立人之大节。”所以“廉耻”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理念。

如果要讲当代社会共同的价值,应该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最早出自《管子》。“礼”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正义,“廉”是节俭廉洁,“耻”是道德的约束与自律。管子称“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

五、是“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虽然不同也可以和平共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史华慈教授提出一个理论: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

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沟通、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理念。古人有“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的说法。西方人也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命个体。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沟通和对话,进而和解、共生。人类最终应该是“和而解”,而不是“斗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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