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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精神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对此莫衷一是,难有定论。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历史学是以已经逝去的、不能重现的客观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人文科学,体现的是历史学家本于人类理性判断、以独特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主体化的历史内容。正是基于人类所具有的求知的欲望、探秘的好奇和保留历史记忆的观念、面向未来的自信,才赋予了作为自身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一种意识手段的历史学以独特的精神——历史学精神。探讨这一课题,无论是对重估历史学的价值,还是强化对历史学重要性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求真精神

求真作为一种精神,是历史学存在的内在要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也是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历史学尽管是经过历史工作者主观加工过的主体化的历史,但是却只能对客观历史进行评价和选择,而不能杜撰来源:https://wzwxpx.com/cshi/202501-157.html。写史贵在求实、求真,只有秉笔直书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事实。因此,凡是按照历史人物附会或杜撰的内容,只能称传记文学或历史文学,而决不是历史著作。

中外史家都曾强调过求真、直书的重要性。刘知几认为,史家具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能力和品德,才能写出信史来。在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也主张必须尊重客观事实,重视第一手历史资料。此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敢于对过去的史学成说大胆怀疑,并依据真实史料进行修正和批判等也是史学求真精神的一种体现来源:https://wzwxpx.com/cshi/202501-230.html。求真是史学的生命,也是它基本的存在形式,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真;无史学之真,则无史学之真之用,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二、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

探究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中国古代的“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讲的也是这种精神。

理性活动是接近真理的手段,借此可以获取严密的知识。历史学作为探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奥秘的一门人文学科,它反映的是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独特的理性认识。换句话说,它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所建构起来的一种主观的逻辑的表述体系,因此,尽可能真实地复制历史、无限地去接近客观历史并且说明历史,就成为历史学家的责任。这就赋予了历史学以探究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理性精神。

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理性活动并非只是一种观念性的内在心理的或精神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特征。我们用我们的理想来塑造历史,我们用我们的想象的普遍性来提升特殊性,我们的科学理性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的理智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理性活动毕竟是一种有规范的行为,尽管历史学家们受时代以及本身认识水平等各方面的局限,在探讨历史发展治乱兴替规律时难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论,然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阐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是共同的。

在符合人类道德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采摘历史,探究历史奥秘,找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梳理出历史发展不同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人类提供经验教训,这既是人类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原因之一,亦是历史学真正价值之所在。

三、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

历史学是以人类发展过程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赋予了历史学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历史学以其博大的包容胸怀,几乎吸纳了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所有方法。

历史学与许多学科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狭义上看,历史辅助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或公文学、印章学、钱币学、族谱学或家世学、徽章学或纹章学、年代学、地理学、历史地图学等等;从广义上看,历史辅助科学比狭义的辅助学科更多。其中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版本学、档案学等学科,都被近代以来的史学界视为辅助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学问。自然科学诸如数学、地质学、天文学、化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被广泛地吸收到历史学研究中来。来源:https://wzwxpx.com/cshi/202412-18.html

近代历史学的突飞猛进,正由于其吸收并应用了自然科学及社会其它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如观察方法、试验方法、归纳方法、比较方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等科学方法,都被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上。对于远古的年代,用科学的放射性碳素测定法,就能使模糊的年代得以精确;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引入,进行科学的编目、清理,能使其井然有序;对于历史上人口消长、社会变迁、经济荣枯,通过科学的数理统计,就能使其得到清晰的呈现。总之,历史学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兼容精神,从而不断地改变形态,逐渐脱离了想象、臆测、笼统、不精确的状态,取得长足的发展。

四、品评历史人物的抑恶扬善精神

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学就必然要以人为核心,从而品评、褒贬历史人物就成为历史学一种特有的精神。

历史犹如一个大舞台,在这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种人物都做过不同的表演,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同的足迹。其中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还会给历史留下里程碑式的痕迹。因此,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就必然要把他们的事迹如实地记载下来,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或歌颂或批判或贬斥。

褒贬历史人物当然要依据一定准则。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褒贬历史人物大致有如下标准:一是以人类社会进步为标准,即凡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就褒,否则就贬;二是以特定时代的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为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褒,反之就贬;三是以个人所属阶级的或集团的利益准则为标准,如党派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等,凡是有利于特定阶级或党派利益的就褒,反之就贬。尽管品评人物的标准大致有以上三点,但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真、善、美,本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却是主导性的标准。从总体上讲,史学的褒贬精神,在于凭借书写历史的力量,使人类惩恶而扬善,减少野蛮行为,维护人类文明进步。

五、记录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传承精神

在人类历史上,历史学担负着记录保存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的职能。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历史学本身就是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历史记载成为保存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华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一个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发达的治史传统,以及保存完好的历史典籍,应当是中华文明得以无限传承而不中断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史学的发达,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保证了我们民族虽经劫难,却能衰而复兴,蹶而复振。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就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其延续下去的精神。而史学作为其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历史学这种传承精神仍然保存在近现代史学中。尽管近百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保存文化的手段日益多样化,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广播、计算机等先进手段,但这种情况仍然代替不了历史学的传承功能,反而使文化传承作为历史学的精神,益发得以彰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人们想系统地了解过去的历史,那就必须求助于历史著作,或者靠以历史著作为版本的历史学变型体或现代形式的历史声像资料片等。历史学的功能丝毫没有减弱。历史是不能重新复制的,但我们通过历史著作,就可以对过去的历史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虽然我们祖先开荒、辟莽,创制典章礼仪的经历不可重复,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史籍了解他们的奋斗历程。总之,人类的文化靠着历史学得以保存,民族的传统靠着历史学而得以传承。

六、培植民族凝聚力的聚合精神

培植民族凝聚力的聚合精神也是历史学重要的精神品质之一。历史学不仅有人类共性,也具有民族特性。因为历史学家是属于特定的民族、特定文化的。作为特定民族文化哺育出来的历史学家,其在撰写历史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把自己民族的价值观投射到历史著作中去,从而使历史学明显地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因此,对于特定的民族而言,历史学在强化民族认同、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历史在形成民族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灭人国者先灭其史”一句明确地强调了历史著作在强化民族认同意识方面的显著作用。只要史籍在,那么民族意识也就不会泯灭。

第二,渗透于中国史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历代史家都注重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尤其注重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即使写分裂时期的历史也大多受统一的国家观念指导。同时,历代史家尊重少数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并保持为前朝写正史的传统,而且重视各种体裁的通史撰述,从各个方面反映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丰富性。这些内容既是历史学家们大一统观念在历史著述中的反映;反过来,这些历史著作又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培植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应当说中国史学在培养民族意识、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其功绩是最大的。

第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撰写史著的过程中,都会有意识地培植民族认同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尤其是当民族遭受磨难之时,历史学更成为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手段。总之,历史学是一个民族保存历史记忆、延续传统乃至寻根的重要手段,这种把一个民族的历程放在浓缩的时空中加以考察的方式是历史学所独有的。

七、与文明共进的时代精神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不断焕发青春的与时代共进的学科。很多人以为历史学是一门逃避现实的学科,其实,以古喻今,关怀现实,积极入世的时代精神,也是历史学一种无法剥离的学科品质。

第一,历史学的形式和表述方式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和改变。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历史学就不会消失,而且还会以全新的姿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完成它记载和传承人类文化的使命。历史学的学科形式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第二,历史学所表达或承载的内容能及时反映社会的新变化。人类社会种种新变化都会投射到历史著述中来,关怀现实、反映现实,也是历史学的一项主要功能,历史学常用的“借古喻今”笔法即此表现。现实问题引发历史学家们的思考,促使他们对历史上的相关事物和现象进行研究,寻找解决现实问题方案或途径。

第三,作为历史学主体的历史学家们,其本身就是时代的人、社会的人。其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都是由特定文化所塑造的,谁也超越不了时代的局限,从而在表述历史时,便明显地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和个人所归属的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烙印。从这种意义上讲,所有经过历史学家们加工过的“主体化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八、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精神来源:https://wzwxpx.com/bkjj/202412-32.html

历史学在本质上是关怀人、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历史地探讨人类所处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态环境,体现了历史学所独有的人文精神。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生态”的基本内容,历史学对社会生态的研究是从宏观上和过程中来探讨的,如人口发展史、战争史、社会结构演变史、灾荒史等都是大跨度地从历史进程入手进行探讨的专门史。一座城市的兴衰、一座工厂的兴建、一条铁路的修筑等,都需要研究有关的历史,取得必要的借鉴。一座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地壳的变迁,资源的荣枯,气候、交通等环境的改变,人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开发等种种因素,历史学都可以从宏观上整体上对其进行说明。

历史学研究的取向和目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怀。因此,历史学立论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标准,那就是本着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符合人性的标准、符合人类生存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对个人的或集团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化的行为进行批判,对符合人性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行为进行肯定。历史学具有的关怀社会生态环境、通过历史的阐释而为人类健康发展提出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永远不会失落的。

九、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也是历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讲的就是这种精神。可以肯定地说,探讨民族在过去的奋斗历程、兴衰成败,有助于提高民族的文化自觉,确立新的奋斗目标。

历史学的尚智精神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二是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的心智,丰富人们的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三是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提供现实选择的参考;四是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人类过去的历史,其本身就是巨大的思想和智慧的宝库,历史学就是开发这一宝库的工具和方法,“学史可以使人明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类社会都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历史上的灾难曾使人类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对于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而言,总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为灾难的原因及其影响,吸取其经验教训,不仅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而且这些经验教训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又可淀积为我们的文化。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宋定国的学术创见

摘 要:《红楼梦》的书名历来是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作为象征性的体验,《红楼梦》书名清楚地反映出作者关于色、情、空几个层面的意义。通过空空道人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入空”十六字箴言,告诉人们“由色生情,自色悟空”的人生感悟。人生既是现实的,又是梦幻的,只有打开情关看真面,才能达到内心的真正彻底“明悟”。

关键词:《红楼梦》;色;情;空;意*

作者简介:孙琳,女(1980.3-),陕西澄城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01

众所周知,《红楼梦》书名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几种,为广大普通读者所熟知的就是《红楼梦》了。这多种书名在学者中也是见仁见智,各持己见。这是因为,文学文本不能脱离创造它的具体语境,它不仅是作者意图的体现,更是向读者理解的开放,不同的着眼点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这样的现象不足为奇,何况是一部折射中华历史文化并对中国学者有深刻影响的鸿篇巨著呢?它的广博的内涵远非我们能完全洞悉,只是尽全力去略窥一斑。我们可以说书名是文本框架结构的形式呈现和意义凝聚,也就是对内涵于文本结构深层的“文化语法”的一种象征性揭示。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红楼梦》书名既是对楔子中空空道人所悟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箴言的象征性揭示,又象征性的显现了文中建构起来的“色、情、空”几个层面的哲理意蕴。来源:https://wzwxpx.com/cshi/202501-146.html

大观园,是贾宝玉在现实中寻找到的理想家园。那里是水一样的女儿的居所,没有男子的污浊之气。作为“石”的他守在边缘立场,不去与主流的意识形态看齐,而是认同同属于边缘的女性群体。这是一个以艺术法则建构起来的理想世界与审美世界,是感性主体诗意的栖居处。让漂泊的灵魂暂时得以安顿,放逐的心灵找到方向。在这个审美的世界里,宝玉对女性有着特别的关注——“爱红”。这是他存在的主要方式,“红”一是作为“色”的表征,二是作为女儿的代码,是青春价值的表征,后者多是一种意义建构和精神守护。P462 宝玉生活在大观园的女儿群中,无论众姊妹,众丫鬟也好,他都以爱心体贴她们,爱护她们,他希望这样纯洁无瑕的世界能够永恒,因而他“喜聚不喜散”。爱红就是对色的感知和回应,对美的开掘和建构,对女性性别的认同,守护自然人格,对边缘价值的坚持,使自己保持在一种澄明的本真状态里。而且宝玉对于女性洁净——红之自然天性有强烈得保护欲。如78回“绿叶成荫子满枝”了。由“爱红”我们自然联想到“意*”,“爱红”是“意*”的表现形式之一。宝玉的好色,是因为“天生中生出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所以他能超越身体烂*,他的好色是对“色”的参与,分享,创造,促进的构建行为,也即对“色”的精神价值的提升。而非对色的一种占取侵犯独享,

没有身体主义的性征,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审美体验,是一种钟情,在这种钟情中隐含对身体的阅读与审美。来源:https://wzwxpx.com/cshi/202501-188.html

在众星捧月中长大的“怡红公子”贾宝玉看到代表着美好人生的金陵十二钗或死或散、或守空房、或飘零天涯,往日的缠绵之情已消散难觅,红楼的富贵化为难圆的春梦,那一度热气腾腾的“家”已经溃灭,落脚之地不见了,如鲁迅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作者不无讽刺地写了一曲寓意深刻、象征性很强的《好了歌注》,以深切的人生体验,通过一个对人生大彻大悟后遁去的甄士隐之口,将具体的家族兴衰故事升华到了抽象哲理层面。即:以大观园为落实中心的审美感情的世界今已逝去。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有一句名言: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找不着家。短短一语,透露了人类自古至今屡屡重现的生存底蕴。“家”一词,从哲学层面解,指代的是人生归宿,即人的安身立命之处,同时也是生命过程放射光辉的形态。它可以化形为宗教、为政治、为伦理、为智慧、为情意,只是须有前提:必须全身心地融汇进去方可。在《红楼梦》中,大观园抄检了,贾府崩溃了,人流寓四方,几乎是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茫茫的云烟。别的不说,主人公宝玉对诸事皆无兴趣,唯一用心处即相伴众年轻女子,尤其是大观园中的姐妹,57回他对紫鹃说:“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但这唯一的纯理想也被吞噬。这实在是因为现实生活太苦痛、太使人灰心了,举目皆昏暗,何以为“家”!于是,他走向了现实人生。对于人生的放逐中止在“大观园”的结束,宝玉始终以拒绝未来的形式沉浸在感性的快意中,“反认他乡是故乡”,然而“假作真时真亦假”,虚假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敌对,在人间不可能有这样的永恒的仙境,他保护不了众女儿。悲剧的结局是促使其醒悟的动因,同时也是将他推向回归之路的动因,万事皆空,人间并非美好的所在,促使他的灵魂上路。从文中我们看到,宝玉试图寻找这样一条道路——遵循生命自然的召唤、追寻自我实现的目的。但是,这条道路是被禁绝的。显然,这里(对于宝玉)没有用直接的扼杀方式,而是用间接的方式——对于自然生命的要求不给予满足,并公然蔑视这一与生命要求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自然要求 。最终打开宗教解脱之门,化解了人生的痛苦,通过对梦的营造,显现人生的空幻意识,促使真我的复归。《红楼梦》命名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象征性的创造方式,传达出作者的追求,并通过超越现实的体验,最终达到内心的澄明与彻底的觉悟。

参考文献:

[1]、《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金盾出版社.北京.2002.

[2]、《中国思想史》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1.来源:https://www.wzwxpx.com/xwzx/202412-41.html

[3]、《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3.来源:https://wanghongming.com/cshi/202412-18.html

[4]、《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冯文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

[5]、《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汪民安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00.

长期从事哲学、领导科学、易学、养生学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和北京市“八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西方思潮对大学生的冲击及对策》。其在学术领域的创新见解主要有——

一、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人的智能时效守恒定律”,即关于人的智能发挥及其绩效与时间关系的定律。宋定国认为人的智能每天所产生最佳效益的时间是守恒的,并因人而异,由此倡导人们要善于摸索和把握自己每天的最佳工作时间,避免“过犹不及”:因用时不足而达不到最佳效益,或因盲目加班却事倍功半乃至劳而无功。违背这一规律的“拼命”也许能创奇迹,但也会把“命”真正“拼”掉,从而从反面验证这一规律。

二、首次提出关于人生价值的真谛及其量化公式。在198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生价值=来源:https://wzwxpx.com/cshi/202412-30.html!?!》一书中,宋定国指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这句话不确切,提出并论证了“人生价值的真谛在于偿还从社会索取之后的实际贡献”,并首次运用浅显的公式来表示——

人生价值=给予-实际取得/ 必要取得

“给予”是指一个人对于社会的所有贡献,“实际取得”是指他从社会的实际索取,而“必要取得”则是指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常人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起码要从社会所取得的东西。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它是个常数。这样,通过这个公式,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不单要看他对于社会的贡献,而且还要可他从社会的实际取得。要是其实际取得大于其贡献,其人生价值自然就是“负”的了!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此评价说:“你这本书虽小,可提出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见解。人生在世,贡献和索取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不对这两个方面做比较,一个人的价值是评价不清的呀!你还提出了人生价值的具体评价公式,是个大胆的探索!”

三、关于人是社会关系之网的纽结和“四点”的阐释。在1985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中,宋定国首先提出并阐释了“人是社会关系之‘网’的‘网上纽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始点、交点、支点、终点”即“四点”的著名论断,从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理论精髓。本书被誉为上世纪8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两本颇有代表性的关于人的问题的专著”之一。

四、预见“人类伦理道德的传统堤坝,在新技术革命大潮的冲击下,正在晃荡;有些堤坝正在坍塌、决口”,并提出应对的办法来源:https://wanghongming.com/bkjj/202412-107.html。在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新技术革命与社会趋向》一书中,宋定国正视并预见到“人类伦理道德的传统堤坝,在新技术革命大潮的冲击下,正在晃荡;有些堤坝正在坍塌、决口。”在分析了恋爱、结婚、同居、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等对于传统堤坝的巨大冲击,并有随时坍塌、决口的危险后,宋定国严肃地指出:“人们该怎么办?死守?这不明智,也不可能守住!最好的办法,就是因势利导,主动将堤坝打开几个口,让洪水分流而去。”

五、认为“八卦符号是一种符号文字”。在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的《周易解迷》中,宋定国提出:“在文字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社会背景下,八卦符号产生于从‘结绳记事’到‘契木为文’的时代。“从刻画简单的线条符号,到刻画几何型的符号,再到刻画图象型的符号,最后形成象形文字。”“‘—’和‘- -’两个符号,就产生在最初的刻画简单的线条符号的阶段。”

六、对于“易”字起源之谜提出新说。在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1月出版的《周易解谜》中,宋定国依据“易”字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文等形体的演变,一反有史以来的“象形说”(含“蜥蜴说”、“器皿注水说”和“勿字像旗说”)和“会意说”(含“云气汇集阴阳变幻说”、“乍晴乍阴说”、“日月组合说”和“上日下勿说”),提出甲骨文中的“易”字,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形象真实地仿照刻画,即“易”字“源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即对于用以占卜时烧灼龟甲所产生的裂纹的仿照刻画。”其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易”字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字,由它命名的《易》,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部成书,而其内容又是专门记载卜筮活动的,那么,由此判定,“易”字起源于起初的占卜活动之中,最初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形象真实仿照刻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第二、甲骨文中的“易”字,其线条及其构成,也很像烧灼龟甲占卜时自然形成的裂纹;第三、依据汉字创造的一般规律,应是先简后繁,先“象形”后“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拿“蜥蜴说”而言,“蜥蜴”的“蜴”字是个“形声字”,显然是在“易”字出现之后,按照“易”子的“声”,加上“虫”字的“形”而创造出来的。就是说先有“易”字而后有“蜴”字。因为“蜥蜴”肤色伴随环境的颜色而变化,所以,当“蜥蜴”文字被形声地创造出来后,人们看到小篆体的“易”字很像“蜥蜴”,才敷衍出“蜥蜴说”,并将此说依序往前推,以至于把金文和甲骨文中的“易”字,也敷衍成同样的说法。至于“上日下月说”、“上日下勿说”等等,情况近似,不言而喻。因此,宋定国认为“‘易’字在汉字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字,它的产生,不同于一般汉字的方法,即‘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种方法,都不适合于它。它只是对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的形象真实地仿照刻画,或者说,它的最初写法源于烧灼龟甲占卜时,所出现的裂纹。”因此,“通过对于‘易’字产生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不仅与占卜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正是在对于占卜活动的漫长地记载中,逐渐形成了《易》这部书。”“‘易‘字不是个一般的汉字,而是一个植根、深埋、隐匿着迄今所知我国第一部成书《易》起源之谜的文字,是揭开《易》起源之谜的一把钥匙”。

七、率先对充满神秘色彩的“奇门遁甲”进行客观、历史地评析。在2011年出版的《奇门遁甲探秘》中,宋定国运用客观、历史的观点,在原原本本介绍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揭示“奇门遁甲”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被“神秘化”的社会根源、思想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针对其各种理论依据,布局、演局及其推演过程等等中的真理与谬误、科学与迷信、精华与糟粕、合理性和局限性等等,力求做出缜密而恰如其分地评析,并启示人们:“世界上的任何学术文化,都处于不断发展着的历史流变之中。这个流变中的每一阶段,每代人、每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其中的‘一浪’或‘一滴’。‘浪’或‘滴’总是有限的,而‘流’则是无限的。没有‘浪’或‘滴’,固然就没有‘流’,但有限的‘浪’或‘滴’与无限的‘流’相比,永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丽的‘浪’或‘滴’,也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水滴而已。同任何人类思想文化的成果一样,奇门遁甲是历史的产物,故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既蕴涵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精华,具有合理成分,又积淀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糟粕,具有局限性。由此就决定了它所必然存在的‘是’与‘非’。无论夸大哪一方面,都失之于客观、全面。”

八、探索并概括出“国学”即“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的《国学纵横》中,宋定国依据详实的文献,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概括为“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其中‘综合创新’是‘轴心’,而‘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则是‘两轮’,因而这个基本规律可以形象化为‘一轴两轮’”。

九、对于三大拜物教所导致的弊端及革除的入口和出路的探索。在1988年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反对三大拜物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8年05期)中,宋定国分析了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再到政治崇拜、权力崇拜和个人崇拜这三大特殊“宗教”产生的过程,指出三大拜物教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制度的根本弊端,并对改革和根除的入口和出路进行了探讨,呼吁世人醒悟:消除政治、权力、个人三大拜物教及其产生的根源,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物。 来源:https://www.wanghongming.com/bkjj/202412-65.html

十、对于领导活动三大基本规律的探索和概括。在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领导科学实用教学概要》中,宋定国一以贯之地通过分析领导活动中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三类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将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律概括为三,即“领导者一定要适应并引导被领导者的规律”、“领导主体一定要适应工作任务要求的规律”、“领导主体一定要适应并改造客观环境的规律”。

十一、以全新的视角释解“国学”、“国学大师”。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的《国学纵横》《国学探疑》中,宋定国对于被热议的“国学”、“国学大师”进行了考辨,并从史、论相结合的角度,阐释了“国学”的蕴义;从为学、为人即文品与人品两个方面阐明了“国学大师”的基本评价标准,指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国学大师’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现在人们所称道的‘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十二、依据郭店楚简《老子》版本重新释解《老子》。在《国学纵横》中,宋定国批判了将春秋时期的老子加以神化的奇谈怪论,指出“老子是人而非仙”;传世本《老子》即《道德经》八十一章并非《老子》原本,因而“再依据传世本《老子》解说老子不可取”;郭店《老子》版本是被学界公认为迄今所见最为接近《老子》原本的版本,依据这个版本,老子并非一味主张“消极无为”,而是同时也主张“以道佐人主”,即“积极有为”,并强调指出“‘无为’不一定消极,‘有为’不一定积极!”

十三、指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史无信证”。在《国学纵横》中,宋定国依据翔实的史料和文献,经过慎密考辨指出:被大肆炒作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史无信证”,即没有史实根据,并认为“不断翻新的‘新儒学’离原汁原味的儒学越来越远”,“后世享有的殊荣使孔子九泉不得安!”

十四、明确指出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子虚乌有。在《国学纵横》中,宋定国依据翔实的史料和文献,赞同孙景坛教授对于为学界长期津津乐道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质疑,明确指出这一说法乃子虚乌有。“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从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联绵不断充满血腥的‘文字狱’。”将“抑黜百家,推崇六艺”敷衍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天大的学术谎言,其始作俑者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易白沙。

十五、指出流传已久的将“儒释道”并提的说法欠妥。在2013年1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探疑》中,宋定国指出流传已久的将“儒释道”并提的说法欠妥:“第一、‘儒释道’的提法本身就包括内涵和逻辑上的混乱。按照通常的理解,三者中‘释’和‘道’为宗教,而‘儒’呢,有人视为‘儒学’,有人则视为‘儒教’。若视为‘儒学’,将‘儒学’跟佛、道二教相提并论,显然不合逻辑,也很容易引起歧义;而若视为‘儒教’,并与佛、道二教并提,逻辑上虽然通了,但却违背史实。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儒教’。”“所谓‘儒释道’,严格地讲,实际上包括两学(儒家和道家学术)两教(佛教和道教)四种学术文化体系。然而,迄今为止,学界似乎对此却没有给以应有的厘定和重视,错误和含糊其词地使用者比比皆是。”“第二、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决不是能用‘儒释道’所能囊括得了的。且不说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算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等等实用性的学术文化未被包括,就连在民间流传和影响较大的诸如易学、术数之类的带有神秘色彩学术文化,也统统被排斥在外了。”

十六、指出“中医药学术被疏漏”是中国学术研究当中的一大缺陷。在《国学纵横》中,宋定国专门以“中医药学术被疏漏”作为一章的标题,就“中医药学术的哲学建树”、“源远流长且硕果累累的中国养生学”、“隋唐学术大家孙思邈”、“各树一帜的‘金元四大家’”、“中医药学史上的百家争鸣”,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元四大家’”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和阐述,明确指出中医学术长期被学界所疏漏的史实和遗憾。

十七、首次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视为“形象化的国学名著”。在《国学纵横》一书中,宋定国指出《三国演义》所蕴含的“国学”底蕴,在三部小说名著中最为深厚。从中不仅能看到儒家思想的深厚底蕴,而且能看到阴阳家、兵家、道家和道教、佛教,以及名、法、纵横、天文、历算、地理、数术、医、农等等诸子百家之说的深厚底蕴。“对照现在的地图,核查《三国演义》中的主要地名及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都与事实基本吻合。”罗贯中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或用现在人们的话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西游记》作为神话小说,所描述的虽然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自然蕴涵深厚的佛教、佛学思想学说内容,然而,它却同样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有关道教、道家,以及儒家、阴阳家等等学术文化流派的思想学说,而这些思想学说也都是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来展现的,所以,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中国以“儒释道”两教(佛教和道教)、两学(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相融汇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文化,通过《西游记》得以全面、活灵活现地展现和传播,并且影响深远,遍播世界,尤其是为一代代孩童和青少年所青睐,昭示了作者吴承恩也是一位通晓“国学”且熟谙文学创作艺术的一代大师。而作为不同于《三国演义》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红楼梦》,则以其不受历史背景约束,富有浪漫的创造力的形式,从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寺院、中医中药,到思想观念,乃至风俗习惯;从园林建筑、工艺美术、烹饪饮食,到戏曲音乐,乃至游戏娱乐……都包揽无余。而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要是以“儒佛道”两教、两学为基石,同时吸附、融汇其他多家(如辞赋家、医家、数术家等)思想。总之,《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儒、佛、道两学、两教,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国学”的多家、多派的思想融为一体,以万花筒的形式显现、折射,展示出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因而都不失为“形象化的“国学”名著。” 来源:https://wanghongming.com/bkjj/202412-72.html

十八、创建“综合论(学)”。经过20多年酝酿、调研、构思,宋定国在“新三论”即协同学、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运筹学,系统工程,信息融合,综合集成和网络理论等科学新论的基础上,提出“综合论(学)”,挖掘出哈肯等关于事物“自组织”、“协调合作”背后的动因,回答了当今快速发展的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对于哲学挑战中一些难题。其所著《综合论(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有三:一是大自然本身具有自我协调、自我配合、自我修复、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平衡、自我稳定、自我完善的能力即天然综合力;二是大自然将其天然综合力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三是为人类所特有独有的科学能动综合力,得益于人所特有独有的以人脑为主体的认知系统,是对于天然综合力的升华,是富有创新性劳作即发现、发明、创造、创业和创新的渊薮,从而告诉人们一个常用可能不大自觉的道理,抛弃以为创业、创新只属于为数不多的“精英”的模糊认识,让大家变自发为自觉,便被动为主动,趁大好年华、有生之年,勇于发现、发明、创业、创新,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享受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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