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时代。然而，北宋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67年。北宋也并未被视为一个大一统王朝，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北宋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河西走廊等地，以至于和辽、夏等并立。但是，北宋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在宋神宗时期，经过王安石的变法，北宋的国力一度得以飞跃。本文就详细介绍下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

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因为它在建立后不久就一直陷入到了“积贫积弱”的状态之中。“积贫”是国家财政收入不足，“积弱”是军事力量薄弱。这里首先从“积贫”开始说起。北宋的经济十分繁荣，财政收入在历朝历代中算是很高的，但偏偏却是财政不够用。

经济繁荣的宋朝

北宋初期，宋太祖为了加强集权，采取了“文官治国”的政策。其主要的表现有：扩充官僚机构，时期各官员之间相互牵制；提倡“高薪养廉”，给官员发放历代最高的俸禄；给放弃兵权的节度使以经济上的优待；扩大禁军的规模……在这些政策推动下，北宋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在北宋前50年间，官员数量增加了十倍。宋仁宗时期，北宋的国库已经耗尽，在1065年，北宋的财政亏空达到了1500多万两，再不改革，北宋的国家机器都难以运转了。

与此同时，北宋的社会矛盾也尖锐了起来。在土地上，北宋继承了唐朝后期的土地政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导致社会土地日益集中，大量的小农失去了土地。而官僚地主又千方百计隐瞒土地，将赋税转嫁给小农。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宋全国各地竟然已经爆发农民起义了，比较有规模的有王伦起义、桂阳起义，如果再不改革，可能北宋王朝就要呜呼哀哉了。

有内忧，同时有外患。北宋统一十国后，对辽国发动几次战争，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对辽国击败。宋真宗时期，宋辽达成澶渊之盟，暂时获得了和平，但是威胁始终存在。而西北的西夏又不断向宋朝进攻，宋朝屡战屡败。1038年，夏国李元昊直接称帝，不断对关陇地区发起挑战。在南方，交趾独立后，在白藤江击败了宋军，此后又想进攻两广，湘西、两广的少数民族也不断叛乱，导致宋朝南北交困，应接不暇。

北宋的内忧外患，彻底暴露出了军事制度和弊端和军队战斗力差的问题。北宋的军事问题主要有：1，禁军规模扩大，地方厢军孱弱，无法抵御外患，而禁军的训练又重视形式；2，文官治国，对军事一窍不通；3，指挥权分散，“兵不知将，将不知兵”；4，官员和将领之间相互拆台严重；5，武器质量低下，许多武器只是滥竽充数，根本没有考虑到实用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范仲淹等主导的“庆历新政”。亲历新政主要是解决“三冗”问题，也就是“冗兵”“冗官”“冗费”，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精简机构，裁汰官员。范仲淹在西北期间，对西夏的战争有所好转，使得迫使西夏议和，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但庆历新政严重损害了各级官僚的利益，改革只进行了一年就宣告失败。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上台。他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他继续推行改革，裁汰官员机构，减少科举录取人数。不过，宋英宗英年早逝。此后宋神宗即位，开始继续推动改革。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人才。早在1058年，他就写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但是没有得到采纳。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开始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和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的广度、深度，都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在改革之前，王安石和司马光就对财政问题拿出了自己的意见。司马光认为，解决财政问题，那就继续裁汰官员，精简机构。宋神宗就让司马光担任裁减局长官，司马光怕得罪其他官员，就以修撰《资治通鉴》为借口推脱了。王安石通过计算后认为，裁汰官员最多能够节省3000两，对于财政缺口来说是杯水车薪。所以，王安石主张“开源”，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有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

均输法和市易法是曾经李悝、汉武帝等采用过的政策。北宋前期，地方要向中央缴纳“贡品”，贡品是固定的。所以，许多商人往往会囤积土特产，在“进贡”时期高价出售给农民。而许多贡品运输到京城，也导致供过于求，只能半价抛售。均输法就是国家统一管理运输，国家统一到各地采购物资，在市场需要时候卖出。市易法就是在京城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均输法和市易法给国家带来三大好处：1，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2，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3，减轻了农民负担。两大政策的效果让宋神宗十分满意。

农业方面。农田水利法，就是国家推动水利工程的修建。资金由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青苗法，就是国家放贷。在过去，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会向商人、地主、官僚借贷，因而免不了高利贷的剥削。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时期，由于国家向农民放贷，其利息远低于市场上的高利贷。青苗法，能够暂时给农民提供资金，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是国家主持全面的土地丈量，严格按照土地的多少来缴纳赋税。在此之前，北宋的耕地面积在持续增加，但是国家土地税却不增反减，主要原因使地主千方百计隐瞒土地数额。方田均税法推行后，官僚地主向国家缴纳的赋税大大增加，而农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负担。

宋神宗

徭役方面。在变法之前，宋朝在徭役上推行的是差异法，也就是官僚地主阶级拥有特权，他们可以以钱代役，而普通农民则只能轮流去服役。王安石认为农民服役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因此，王安石推行募役法，由国家用钱来负责招募服役的人，而这些钱，按照百姓的财产等级来征收，官僚地主交得多，农户就交得少。募役法的效果也非常好，开始苏辙也反对募役法，但是后来他却反对司马光废除募役法。

总结起来，王安石的理财具有“均”的色彩，也就是让官僚地主出更多的钱，减少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却触及到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王安石，其中以司马光为代表。当然，王安石变法中出现了一些用人不当的问题，但是并不能改变宏观的性质。

为了增强北宋的军事能力，以抵御西夏、辽国的入侵，平定地方的叛乱，王安石在军事上推行了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

保甲法，就是将全国户籍人口严密地组织起来，进行一些基础的军事训练，以逐渐达到可以御敌的效果，最终可以使之成为军队。到1076年，经过严格训练的保丁已经达到了56万，这是一支战斗力十足的民兵。和保甲法配合的是裁兵法，也就是将训练不合格的禁军、厢军裁汰，以减少军队规模，较少财政支出。

为了改变“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王安石推行了将兵法。王安石废除了更戍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将兵法最早是由1067年蔡挺在西北开始推行，后来在王安石的支持下，蔡挺任枢密副使，在全国推行将兵法。

保马法和军器监法主要为了提高武器的质量。北宋失去了西北地区，就没有了天然的养马场，为了改变这种现象，王安石推行保马法。主要的内容是政府向少数民族购买马匹，然后由保甲户自愿领养，政府减免其赋税，如果领养的马死了，那么政府和保甲户各承担一半。保马法的推行，减少了财政支出，同时提高了马的存活率。军器监法就是加强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那么王安石的军事变革有没有作用呢？实践检验证明，王安石变法，是有利于国家开疆拓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对湘西的开发。1072年，王安石派遣章惇经营湖南，章惇在这里平定湘西少数民族的叛乱，并推行变法的各项内容。很快，湘西地区得到了开发，耕地面积、人口数据和赋税收入都得到了大大提高。

1075年，越南进攻广西，两广地区的禁军和厢军不敢接战。于是王安石下令经过训练的新军南下，很快就击败了越南军队，收复了失地。到了年底，宋军继续反击，已经将打到了河内附近，逼迫越南割地求和。这次出战，宋朝实际上出兵49000多人，因为在越南水土不服而出现了大量伤亡，但是南征军队依然回来了23000多人。

最大的胜利出现在西北。变法时期，主战派的王韶被重用，他被调遣到西北经营河湟地区。随后，王韶在西北地区推行市易法等措施，募集到了军费。在王韶的经营下，青海的少数民族陆续归顺，宋朝军队也收复了河州、宕州、岷州、叠州、洮州等地，史称“军行一千八百里，收复五州，拓地二千里。”如果继续按照这些政策进行下去，西夏灭亡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可惜后来司马光上台后，将收复的土地又送给了西夏。

王安石的变法虽好，但是却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在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坚决支持下，王安石先后两次罢相，变法曲曲折折。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独自一人坚持改革，但是没有王安石的帮助，使得改革难以持续。1085年，宋神宗去世，随后司马光担任宰相，他全面废除了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措施，最终使宋朝又倒回到了仁宗时期的局面。此次改革的失败也证明了改革就是新旧势力的对抗，如果不能清除旧势力，那么改革必然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