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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贞观律》的作者是谁
? 贞观政要·卷十·论灾祥原文及翻译
卷十·论灾祥
作者：吴兢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侍臣，秘书监虞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乐，降服乘缦，祝币以礼焉。’粱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国无来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又山东之雨，虽则其常，然阴潜过久，恐有冤狱，宜断省系囚，庶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冤讼，多所原宥。
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长六丈，经百余日乃灭。太宗谓侍臣曰：“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星见，公问晏子。晏子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见未足为忧。”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魏征进曰：“臣闻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贞观十一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虽亿兆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云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弓矢，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为妖，龙蛇作孽，雉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伏待斧钺。
太宗深纳其言。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近来见人议论，认为上天呈现吉祥的征兆是美好的事情，频频上表庆贺。而我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家家户户富足美满，即使上天没有祥瑞之兆，也可比尧、舜的清明之治了。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夷狄等少数民族又侵犯中原，纵然满街都长着芝草，苑囿中有凤来栖，这样的时代与桀、纣时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听说后赵石勒称帝的时候，有个郡县的官员点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故意制造祥瑞，难道石勒就可因此被称作明君吗?另外，隋文帝最喜欢祥瑞。他叫秘书监王劭穿着特异的衣服，戴着奇怪的帽子，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洗手焚香，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读《皇隋感瑞经》。我过去看到这些人为制造祥瑞之兆，觉得可笑之极。身为国君应当治理好天下，以此来赢得百姓的拥戴。尧、舜在位时，百姓像对待天地那样敬重他们，像对待父母那样爱戴他们。不管什么事情，百姓都乐意去做，他们发号施令，百姓都乐意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祥瑞之兆啊。从今以后，各州府如果发现有祥瑞之兆，就不要再上报朝廷了。”
贞观八年，陇右一带发生山崩，大蛇时常出没。另外，崤山以东及江淮地区也常常发生洪灾。唐太宗向大臣们询问此事，秘书监虞世南说：“春秋的时候，梁山崩塌，晋国国君召集大臣伯宗查问原因，大臣伯宗说：“山川是国家的主脉，如今山崩溃，河断流，大王现在应该不再奏乐、 *** 华丽的衣服，乘坐没有文饰的马车，用钱币拜祭梁山。”梁山，是晋国属地，晋国国君采纳了这个意见，果然事后再无灾害。汉文帝元年，齐、楚之地有二十九座山在同一天崩溃，洪水泛滥。汉文帝下令周围的郡国不再向朝廷进献供奉，又向老百姓施加恩惠，远近之地的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不久，灾害自然消失。后来汉灵帝时，有人在皇帝的御座旁发现了一条青蛇;晋惠帝时，在齐地发现了一条长三百步的大蛇，这条蛇经过集市进入朝堂。一般来说，蛇应当生活在杂草丛生的荒野，而这条蛇却进入了集市、朝堂，所以大家都非常奇怪。现在有人在大山、大河边发现了蛇，深山大河必潜藏着龙蛇，这是自然现象，实不足为怪。另外，山东普降大雨，虽是寻常之事，但时间持续过长，恐怕民间有冤情，应当重新审理官司，或许可以顺从天意。而且邪不压正，只要修炼道德就可以使灾害自然消失。”唐太宗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就派使者到灾区赈济灾民，采用宽大为怀的政策重新审理官司， *** 了很多冤假错案。
贞观八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此彗星长六丈，足足过了一百多天才消失。对此，唐太宗对侍臣说：“天上出现了彗星，是提醒我的德行有亏缺，这是什么凶兆呢?”虞世南说：“过去齐景公看见彗星，就问晏子是何原因。晏子说：‘主公挖掘池塘唯恐不深，修筑台榭唯恐不高，实施刑罚唯恐不严，所以上天就呈现彗星，这是对主公的警戒呀!’齐景公非常畏惧，于是就修养道德，十六天之后，彗星就陨落了。陛下如果不加强仁政，虽然境内屡次出现凤凰之类的祥瑞之兆，终究对国家是没有益处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即使有灾害变故，也不会损害陛下的圣德。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自己功高盖世就骄傲自大，也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已久就放纵逸乐。如果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德治，即使天上出现了彗星也不足为惧。”唐太宗说：“我治理国家，自诩没有犯过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是我十八岁就开始创业，北面灭掉了武周，西面铲平了薛举的势力，东面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这些乱世枭雄。二十四岁时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四方少数民族臣服归顺，海内升平，百姓安乐。自认为力挽乱世之狂澜，古来英雄无人可比，所以志得意满，傲视古今，这是我的过失。如今上天显示了征兆，这是在警告我啊!昔日，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但他们骄奢*逸，所以功亏一篑，在历史上如过眼云烟般迅速消失了。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每每想到这些，不觉胆战心惊，我是怕重蹈前人的覆辙。”魏徵说：“我听说历代的帝王没有谁没见过灾变，但只要能加强仁政和修养，灾变自然会烟消云散。陛下因为上天有变故，便能有所警觉，反复思考反省，境内即使有灾害，其实也算不上是灾害了。”
贞观十一年，天降大雨。谷水河泛滥成灾，冲毁了洛阳城门，淹进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毁坏宫寺十九处，淹没民房七百多家。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是我没有德行，所以皇天才会降灾。大概是因为我视听不明、刑罚失当，才使阴阳错乱，雨水反常吧。现在是应该抚恤百姓，反省我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心情独自安享这些珍馐美味呢?传我令，停止供应肉类食品，只进蔬菜素食。另外，让文武百官都上书奏事，畅言政事得失。”不久，中书侍郎岑文本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听说创业于乱世，是非常困难的;要守住已有的基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君王只有居安思危，才能巩固基业：要有始有终，才能将基业发扬光大。如今虽然已经天下太平，但大唐是在战乱中创业的，长期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百姓死伤无数，田地得到开垦的也很少。虽然贞观以来朝廷实施了很多仁政，但战争的创伤非一时半刻可以平复;如今朝廷的道德教化已遍及天下，但老百姓依然很贫困。古人把治国比喻为种树，培育的时间越长，树木越枝繁叶茂;如果培植的时间不够，根基不稳固，虽然为树添上肥沃的黑土，让春天和煦的阳光照耀它，但只要有人摇动树木，树木必然会折断并枯萎。现在的老百姓，就像培植不久的树木。如果常常对百姓进行含养体恤，那么他们就会恢复元气;只要有劳役，他们就会气息奄奄;过多消耗民力，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就会怨声载道;怨声载道恐怕就会产生背离叛乱之心。所以舜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说：“百姓把命运寄托在君王身上，所以君王可爱。君王治国无道，百姓就会反对他，所以百姓可畏。”孔子说：“君王像船，百姓像水。水可以使船浮起来，也可以使船沉没。”所以自古以来，君王在天下太平之后内心的忧患并没有消除，反而一日比一日更谨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希望陛下能通晓古今之事，体察政治的得失，上以国家为重，下以苍生为念，公正地选举官员，慎重地实施赏罚，提拔贤才，斥退庸人。清楚自己的过失并加以改正，从谏如流。用人不疑，言必有信。修养上，能无为无欲，修持心性，免去游宴畋猎的欢娱;去掉奢侈，一切从俭，节省大兴土木的费用。政治上，应崇尚清静，不要无休止地开疆拓土，应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但也不可忘了军备的必要。以上几点，是治国应当坚持的原则，陛下自己也在身体力行。我不才，只希望陛下能持之以恒，使国家像三皇五帝时一样兴盛安定，万世流芳。即使出现桑那样的妖孽，有龙蛇兴妖作怪，鸡飞到鼎上鸣叫，晋地的石头会说话这样的怪事，也会转祸为福，化凶为吉，何况雨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阴阳变化的常事，怎么可以说是上天在谴责陛下，而让您如此不安呢?古人说：“农民劳动而君子抚养他们，愚昧的人发表议论，聪明的人择善而从。”臣妄自陈述肤浅之见，冒死进言。
看了这篇奏疏，唐太宗认为非常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终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归心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省事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勉学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后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杂艺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养生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涉务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慕贤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兄弟篇原文及翻译《贞观律》的作者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公元624）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但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太大发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他采纳了魏征“专尚仁义，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卷五）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领衔，以《贞观律》为蓝本，修订并颁布了《永徽律》。稍后，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简称《唐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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