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草原，你会想到什么？
在过去的影像里，草原时常被呈现为美丽的远方，包容现代伤痛的原乡，或是淳朴的牧民，热情奔放的歌舞。而对于在草原长大的牧民与他们的后代来说，草原意味着什么？
不久前上映的电影《脐带》讲述了一个在大城市做音乐的蒙古族年轻人阿鲁斯回到故乡，带着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回到从小生活的草原，寻找她心中的“家”的故事。电影所牵连出的，是游牧作为一种生活经验在现代世界中的式微，以及出生在草原的两代人，围绕城市与草原、现代与传统之间所展开的思考。
在电影《脐带》里，青年导演乔思雪通过一场母子之间的回归草原之旅，展开了一次传统和现代的对话。“脐带”（原指系在母子之间的一根绳子）象征着过去与传统，更象征着一种与故乡的羁绊。传统的游牧经验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世界的逼迫下，它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离开草原的年轻人，如何面对自我的身份？
电影《脐带》剧照。
撰文｜王婷婷
城市化中的失落
“Yellow wall and empty eyes, I loose my mind; in the world and empty eyes, I’ve put my past behind（黄色的墙，空洞的眼睛，我迷失了我自己；在这世界，空洞的眼睛，我丢失了过去）.”
这段歌词，来自电影《脐带》的主人公阿鲁斯的扮演者伊德尔创作的歌曲《Ayaran》，“Ayaran“在蒙语里的含义是顺其自然。歌词精准地抓住了出生草原的蒙古青年在进入城市之后的彷徨。在现实世界里，伊德尔本人的身份与电影里扮演的角色相似，一个在大城市里尝试融合现代电子乐和蒙古族传统的马头琴的青年音乐人。
这样的彷徨，也是在经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挣扎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草原牧民的内心写照。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中，传统的游牧社会面对的是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剧烈变化。人们被迅速地卷入时代的变化中，时间像被折叠一样飞速向前，如同《Ayaran》的歌词里写的，“1234567，24小时，我希望一天有48小时……”
电影《脐带》剧照。
在《脐带》里，在北京做音乐的弟弟阿鲁斯回到内蒙古小城里的哥哥家，见到的是像丢了魂一样的母亲。母亲娜仁左格无法适应住在小城单元楼里的生活，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不记得自己已经搬到城市好几年，却总是拼命地在房间里的墙上画树、画马、画草原上的敖包，喊着要回家——草原上的家。这一幕或许代表了牧民群体在进入城市后的普遍心情。当现代世界袭来，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被安置在城市的蹩脚复制品里，当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笼罩在人们内心的是一种普遍的失落感。
在过去以游牧与草原为题材的电影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失落感：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套马杆》拍摄于1990年代初，彼时，草原上的生活还未发生太多变化，改变从牧区周边的城镇开始，牧民刚波在妻子的劝说下进城买电视机和避孕套，这些现代玩意儿所开启的生活方式让刚波感到惊讶；在回去的路上他梦到曾经的英雄与祖先成吉思汗大斥他背叛了蒙古人，大梦初醒，刚波像是遭遇了一场游离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惊梦。纪录片导演顾桃拍摄的“鄂温克三部曲”将镜头对准因为“生态移民”政策，从大兴安岭森林移居到山下定居点的鄂温克族人，生活方式的剧烈转变让许多人生活无所依托，依靠沉迷酒精释放精神上的痛苦——因急速的社会转型而出现的酗酒问题，在《脐带》中也可以看到。另外，万玛才旦在2011年拍摄的电影《老狗》则聚焦因为内陆城市“藏獒热”而受波及的藏族牧区，传统上被牧民们视为家人与忠实伙伴的老狗却面临着被狗贩子偷走卖掉的可能——在这个故事里，现代世界进一步侵蚀传统的游牧生活。
电影《老狗》剧照。
《脐带》所讲的故事，可以说是这些故事的延续。当草原上的牧民离开了传统的游牧生活，他们踉跄地走进城市里的新生活，脸上却浮现出迷惑与阵痛。电影里，留恋草原游牧生活的母亲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大儿子一家之间的矛盾，表现了社会转型中的许多家庭在传统生活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拉扯。
不断远去的游牧生活
在《脐带》里，带着母亲重回草原的阿鲁斯站在河边，听不到自然里的声音。母亲先是带着他听，然后揪起他的耳朵说，“你的耳朵是生锈了吗？”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自然并未向他敞开，他需要时间重新和草原建立联系。
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对周围环境保持着敏锐的感知，这基于游牧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与外人眼中浪漫化的草原想象不同，真实的游牧生活是琐碎而复杂的，它基于一整套生产与生活经验。台湾人类学者王明珂曾经在他的著作《游牧者的抉择》里详细讨论了北亚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论述中，“游牧”作为人类利用边缘性资源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存在，因此，牧民在日常生计中要面对非常多来自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他们通过“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来适存于环境。同时，游牧社会中人们依靠很多社会机制（如亲友互助、部落间的互助等，或是牧民之间时常沟通、交换信息），来应对游牧生活的不确定性。这些构成了游牧社会中的人们独特的连接纽带。
而牲畜对于牧民来说不只是财产，也是他们在游牧生活中重要的同盟和伙伴。王明珂提出，自然环境中时刻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使牧民们更加依赖能够适应移动性的群栖动物；因此，他们对于畜牧的动物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认知，这些认知与实际的游牧生活以及牧民的本地知识紧密相关。在日常生活中，牧民需要依据天气和地理环境的变化、不同动物的习性来调整畜牧结构，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
电影《脐带》剧照。
与现代城市的生活经验不同，游牧社会的生活经验中包含着一整套看待自然和生命的思维方式。受藏传佛教与泛灵信仰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族的牧民们对于共同生活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的在场保有一种自觉。笔者在藏区时，听过不少当地人因为捕猎而带来厄运的故事；青海果洛的NGO年保玉则生态环保协会还整理过一份《藏区旅游不可不知的200事》，结合传统文化与藏传佛教总结了一系列旅行者在当地出行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不能从山腰或山顶滚落石头，以防伤害山上的小动物”，“夏天不能在草原上翻动石头，以防伤害到石头下的昆虫”等与动物生命有关的禁忌。英国人类学家Tim Ingold曾经在他的论著中，详细讨论了一种“原住民的自然观”：在这样的世界里，社会关系不只包含人类，也包含非人类；所有生命的经验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经验基于不同形式的生命体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而人类只是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对比现代科学将自然视为一个独立于自我存在的客体，原住民从他们具体的生命经验出发理解周围的世界，他们对于自然的认知从自我的感觉与经验出发，延伸至周边环境。蒙藏地区的游牧社会的自然观与此相类似，人们从自身经验出发看向周围的世界，不同的生物通过彼此的生命经验相互勾连。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传统游牧的生活经验正在不断萎缩。现代就像一个“巨大的无情的推土机”（Don Kulick语），传统的游牧生活被连根拔起，越来越多的牧民选择放弃草原上的生活，涌入城市，他们需要面对生活方式的剧烈转变和自我身份的迷失。而即使是留在草原上的人，传统生活的现实根基也在被迅速瓦解。随着定牧政策与生态移民政策的推行，草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很多过去有游牧传统的地区，草场被分割为不同牧户私人所有。如今，采取流动畜牧的方式已经不再可能，牧民们在适应新的定牧生活中应接不暇。而对于很多蒙古族年轻人，即使是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的“牧二代”，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从小外出读书、适应现代的城市生活——成长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远离草原的过程。在现代世界的逼迫下，传统的游牧经验正在不可阻止地后退。
剪开脐带，作为一种答案？
没有人能为时代剧变中的人们找到出口。看着即将放弃游牧传统的哈萨克族牧民，李娟在《冬牧场》里写道：就算已经隐约看到了牧人和荒野的命运，已经隐隐有所了解了，仍张口结舌，着急又混乱。越是向大处摸索，却越是总为细小之物跌倒。更糟的是，越是想指出最残忍的一个事实，却越想转过身去，想谅解人心所向，尤其是想原谅我自己……我真是一点用都没有……真恨自己的懦弱。但同样的，我又宁可忍受这懦弱之苦……
面对哈萨克牧民的命运，李娟不惮于暴露自己的“懦弱”，她诚恳的态度令人动容。试图回应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选择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过往以草原与游牧为题材的电影中，不同的创作者都在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早期，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黑骏马》里，草原作为一种包容城市所带来的离散与伤痛的原乡存在，电影表现为一种经典的传统叙事，并以女性的苦难与救赎为落点。此后，几位藏族导演异军突起：松太加的电影主要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所展开的对于哲学与情感命题的追问，在这些故事里，草原与传统作为背景而存在，为故事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在另一位重要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那里，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则更加明显：他早期的电影呈现出一种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在故事里，传统像是一潭刚被现代世界搅动的清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初露端倪。而到了他后来的电影，视角不似早期作品那样灵动，却以更深的关照介入复杂的现实中。在这些作品里，传统和现代的对立被逐渐激化：《老狗》的故事，以一种自杀式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于现代的拒绝与反视；《塔洛》通过一个普通牧民在遭遇现代世界后的失落与自戕实现了一次出色的黑色隐喻；《气球》则由一个牧区的底层女性所面临的生育困境提出了对于传统固化的质疑。在这些作品里，传统与现代保持着一种持续的张力，为叙事提供了丰富的肌理。
对于这一代的几位藏族导演来说，故乡与草原是他们不断对话的主题。他们大多从真正的牧区或农区走出来，他们面临的直接处境是现代世界袭来时，传统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创作者以一种反思的视角回应这些变化，以现实作为背景编织影像叙事，现实处境的复杂、沉重构成了故事的厚度。
电影《脐带》剧照。
与这些故事相比，《脐带》的关注点有所不同。这部电影的导演乔思雪是出生于内蒙古的90后。和上一代的创作者相比，她不再背负传统的沉重负担，也早已更加开放地接纳了现代世界。她所处理的问题也不再是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挣扎，而是一个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如何在草原与城市、在游牧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同时，电影没有着力于现实世界的刻画，而是游走于现实与想象、记忆之间。沉重复杂的现实退化为一种背景式的存在。电影里的母亲娜仁左格被设定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她没有变成顾桃镜头下的维加柳霞，因传统的失落而陷入痛苦无法自拔，她时常忘记现实的困境，饱含深情地回忆起过去。透过母亲的眼睛，那些在现实中压抑的情感被重新释放。而母亲想要回去的家，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情感意义上的，它指向了一段过去的生活，一种逝去的生活方式。这恰好反映了很多当代牧民的心情：当“家”因为外部世界的变迁失去了现实的根基，便退化成记忆深处的一个模糊印象。在这里，传统已经不再作为实际的生活经验存在，而变成了一种遥远的“乡愁”。
我们可以借用本雅明的“灵晕”（aura）概念来理解电影里的草原叙事。灵晕概念原本用于讨论艺术作品，它强调艺术作品所生发的语境，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传统；感受到灵晕的过程意味着投入一种注意力，如同由一双注视心灵的眼睛发出的一个纯澈、简单的一瞥。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之所以提出“灵晕”，正是因为在机械复制时代，经典艺术与传统生活正在不断被瓦解，而灵晕如同旧有织体的残存碎片。而传统的游牧社会，由其具体的生活经验产生一种朴素而真切的气质——《脐带》的故事如同一次对于即将消逝的游牧生活的灵晕的捡拾。电影以结尾的祭敖包仪式与夜晚篝火边的歌舞达到高潮，这些场景聚合了草原人的宗教与社会生活，我们得以看到一种曾经生机勃勃的传统的生命力。在这一幕，导演在影像中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的展演空间，阿鲁斯剪开与母亲之间象征脐带的绳子，放手让母亲在传统的灵晕中走向死亡，为被现实困住的个人情感找到了一个虚构的、诗意的出口。
电影《脐带》剧照。
由此，《脐带》以一场母子之间的回归草原之旅，完成了一次对于传统的回望。通过这个过程，电影在虚构的展演空间中为消逝的传统找回尊严。但虚构的展演也意味着一种陷阱，它放弃了对于故乡和传统更深的自觉。当传统从与现代的挣扎中退场，退化为一个意象化的、遥远的乡愁——这和现代性对传统的期待暗合——电影在完成了一次个人怀旧的同时，并没有向我们指明，除了毫无保留地拥抱现代世界，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或许，更深的自我与传统回望之路，依然隐匿于更坚实、更透彻的现实关照与自我审视中。
撰文/王婷婷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