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348个口述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小羊/口述
Helen/撰文
孔宁婧/编辑
我叫小羊（@硅谷小羊成长社），一名90后。高一那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从高中开始就经济独立，考上滑铁卢大学，在职场上一路升级打怪，现在在旧金山硅谷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做管理层，年薪根据实时股票价格，大概在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疫情期间，我在欧洲远程工作，徒步时拍下的照片。
单看这段经历，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幸运。剥开来看，是过程中看起来成功、光鲜的事，成了别人眼中的幸运，但个中灰暗不为人所知。
曾经我有过一段封闭又自卑的时光，为了得到更多关注和爱，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也因父母的期望，压抑个性和兴趣......还好人生的路没有一直这样走下去。为了将选择权握在自己手里，我决定勇敢一次，自己打工赚钱；也逼着自己克服社恐，打开自己。现在的我，终于尝到了独立、自信的甜头，重新走到上坡。幸运的经历里暗含艰辛，以下就是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听。
1994年，我出生在烟台龙口，4 岁时跟随做会计师的父母来到济南，住在父母单位分的房子里。印象中，我们大院里的孩子们总在一起玩，童年还是很开心的。小学五年级，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从济南的堤口路小学转到了燕山小学。
大概是四五岁时，我在姥姥家的留影。
父母希望我在同龄人中能脱颖而出，给我报了很多兴趣班。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我的业余时间基本上被兴趣班占领，每周末都要上五六个兴趣班，古筝、素描、奥数等。那时候，我们学校每周一都有国旗下演讲，我写东西比较好，老师就安排我写演讲稿，再交给别的同学演讲。好巧不巧，当时演讲的同学因故不能参加，老师就安排我直接上台了。
小学三年级时，我在济南拍下的照片。
还记得，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风雨之后见彩虹》，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也没有怯场。可能表现不错吧，事后大队委辅导老师找到我，说我挺有天分的，推荐我参加省里的各种演讲活动，后面还参加了山东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山东妇女代表大会的献词。可以说，小学阶段，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好景不长，升入中学后，我的人生开始变得暗淡无光，不再受自己的控制。
2005年在山东新闻人物颁奖活动上，我和妈妈的留影。
2006年，我从燕山小学直升到燕山中学，中学的环境也变得跟小学不同，一切以学习为导向，很压抑。女生要求剪齐耳短发，男生要求剪板寸，头发长度不能超过一个手指的厚度，每周一会有专门的老师来检查我们的头发是否合格。只有文艺特长生才有“特权”留长发。因为我有主持、演讲的特长，想申请这种特权，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们不希望我搞特殊，硬逼着我剪短发，为此我哭了好久。
每天早上七点开始上课，下午放学后，老师会布置很多作业。全部写完已经到凌晨一两点了，睡不了几个小时，六点又要爬起来去学校。在这样的重压下，我的成绩不断下滑，从全班第一到第五，再到第十......父母对此很不满意，甚至连我的家长会都不愿意参加，对我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
那时我唯一快乐的事就是阅读，可父母只允许我看学习相关的书，阅读名著一类的课外读物被他们看到了，他们都会不开心。记得我妈曾递给我一张打印的纸，上面列着本年度的学习目标，让我填写，我在纸上写了四个字“顺其自然”，我妈看到后非常生气，很长时间没有搭理我。
在学校也处处受挫。我在学校的贴吧里看到同学对我容貌的讨论，有人说我好看，另一些人流露出的就是攻击性的语言，“她皮肤真黑”、“她的嘴巴像鸭子”、“觉得她好看的人都应该多做眼保健操”......我没有一下子接受这么多负面评价和负面情绪的心理准备，落差感尤其强烈。我开始变得很自卑，性格越来越内向，做事也小心翼翼。
学习的压力、父母的指责，叠加上青春期的烦恼和叛逆，让我的心理状态变得很不稳定。一旦遇到压力大到无法纾解时，就会拿刀割自己。第一次有这样的过激行为，是因为学习成绩下降，我妈骂我，我拿了文具店常见的那种五毛钱一个的小刻刀，偷偷割了自己胳膊。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和老师都没有发现，等他们感知到了，我的两条胳膊上已经有很多条刀痕了。
这种情绪低落、内心极端的状态持续到高一。本来想高二分到文科班，生活会变得好一点儿，没想到这一切被我父母的一个决定打破了，我的生活也走入了最灰暗的时刻。
2009年，我读初三。
2010年的一天，父母通知我，我们一家要搬到加拿大生活。父母原本就有打算送我出国留学，恰巧当时他们身边的朋友在申请移民，一盘算留学和移民的花费差不多，选择还更多一些，干脆就也去申请，没想到竟然通过了。这对我的冲击很大，我知道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年少的我满脑子想的只是我要离开朋友，也不能读自己喜欢的文科了。
记得启程去加拿大的那天，从登机到飞机落地，我一直在哭。唯一带给我安慰的是当时我从国内带来了很多喜欢的书和唱片，其中有一本书叫《苏菲的世界》，它是一本哲学类的书，讲的是一个小女孩不断进入哲学的世界，慢慢地发现她自己的生活就是一本书，我很喜欢这种能带给我生命思考的故事。现实生活枯燥无聊，处处受到限制，只有阅读能让我体验不同的世界，给我自由探索空间，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
十月份的加拿大挺冷，唯一让人心情愉快的，路边随处可见的小松鼠。落地后，我们先在小宾馆落脚。国外的宾馆是不主动给牙刷和牙膏的，父母就安排我去前台要，这对我来讲特别难，不是说开口讲英语难，是从中学以来养成的内向性格，使得我对人发出任何请求都很难，包括跟服务生要水这种事。来到加拿大之后，这类的事情变得很多，我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我就读的那所高中，百分之三十是华人，我进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他们的选课期，只能选到三门课。我记得有堂是表演课，学表演的同学本身带社交属性，她们各自有各自的团体，相互之间很熟，我是全班唯一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
我就像一个等待曝光的胶卷，完全不知道怎么融入，每天上课都特别痛苦，语言也得不到提升。那段时期，我经常想回中国，难过的时候就会找国内的同学聊天，也会在QQ空间发一些很情绪化的文字。国内的同学为了鼓励我，会给我寄明信片，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在加拿大读高中时的照片。
在学校里，我认识一位很开朗的女生，只有她主动跟我做朋友。她把我带到了她的圈子里。慢慢才发现，她主动跟我交朋友是带着目的的。熟悉了之后，她对我提出了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帮她写作业，帮她考试作弊。如果我拒绝，她就跟朋友圈里的其他人说我坏话，带人孤立我。我的软弱怯懦让我很难拒绝，所以过得很辛苦。
还有一个黑帮男生逼着我跟他谈恋爱，我的生活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我们是走班上课，每个课的教室是不一样的。每次下课之前，他就把我堵在教室门口，尾随我去下一节课的教室，不允许我交其他朋友，经常拿身边人的安全来威胁我。
害怕被他发现，午饭我不敢在食堂吃，经常躲到厕所里面吃。为了让他停止威胁我和我身边的人，我在他面前扇自己巴掌，下意识地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告诉别人我的内心很受伤，让别人停止伤害我。甚至带着刀去上课，如果被逼到无处可逃，我就自残。死亡，好像随时都可以。
有一次，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在楼道里给他跪下了，连哭带说地求他放过我。当时一整层楼的同学都知道了这件事，尤其华人同学，围在旁边谈论、看热闹，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我说话，孤立无援。
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习得性无助，你所做的不会带来任何现实层面的改变，直到他毕业，我的生活状态才有所缓解。
在加拿大上学时的某个周末，我去多伦多附近的一个湖玩，那时候还是比较孤僻的状态。
在加拿大的第二年，我就念高三了，摆在眼前的就是考大学。虽然我喜欢文学，但刚出国没多久，日常的沟通都没那么顺畅，更别说去读一个对语言要求极高的专业了。除此之外，还喜欢些什么？我并不清楚。
我喜欢有创意的工作。除了文学，我能想到的就是建筑专业，也不需要和他人过多交流，专注做自己的作品就好，在语言要求方面没那么高。可父母不允许我学会计之外的任何专业，他们认为会计是个铁饭碗，一个中国人，读艺术、建筑这一类的专业根本无法在海外生存。
我最讨厌的就是学会计，对此，我跟父母几番争吵，父母对我说了狠话，大意是：“你不听我的话，就别花我的钱！”这是很多亚洲父母的想法：你吃我的、穿我的，是我的孩子，我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别的事情我可以跟父母妥协，但这件事不行。我较了劲，暗下决心自己打工挣钱，绝不再接受他们的经济资助。那一年，我弟弟出生了，父母的注意力有所转移，没时间再多理会我出去打工的事。
上学时凌晨回家的路上拍下的照片，加拿大的冬天很冷，经常下雪。
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突然要去找一份工作，挺令我茫然的。我到国外类似58同城那样的招聘网站上去浏览，凡是能申请的零工都申请，包括去农场打工，在冰球馆里给人家做咖啡等等。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华人老板，他们会雇佣你一两个周，然后就不要你了，也不给工资。就这样试了三四个地方之后，很幸运遇到一家寿司店，老板也是华人。
记得给寿司店老板打电话时，我态度特别卑微，跟她说我什么都愿意做，端很烫的东西我也不怕。老板听后就笑了，说：“我们寿司店也没有烫的东西”。就这样，我开始在这家店打工，每周去三四天，加起来七八个小时，一个月能有七八百加币的收入，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千。我在加拿大念的是公立学校，没有学费，挣得这些钱，足够我日常生活的开支了。
此外，我还拿出一部分，报周末班学画画，为考建筑专业做准备。每周一节课，每节课三、四个小时，15加币左右。剩下的我也不敢乱花，都存起来，为上大学做打算。我当时非常节省，中午从来不买饭吃，很多时候吃朋友的剩饭。有个朋友为了减肥，不吃炸鸡外面那一层被炸过的皮，她剥下来后，我吃。
虽然很辛苦，但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我第一次拥有了人生的自主权，这种体验在之前从未有过。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否则免谈。有了这层认识之后，我对挣钱的欲望越来越强。
我在加拿大读高中时，放学回家在路上的留影。
滑铁卢大学是我的理想学校，它是加拿大最好的本科，有些专业放到美国也是高校里数一数二的水准。更重要的是，学校可以边上学边打工，这很适合要挣钱养活自己的我。
国外的名校一般对领导力实践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你有当田径队、啦啦队队长的经历，或者参加过什么比赛，就会有领导力实践这项的加分。我来加拿大读高中的时间比同届的同学少一个学年，领导力实践自然不多。
为了让自己的履历更有竞争力，我决定留级一年。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难，国外的留级就像国内的复读，会被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大家会默认你学习不好，你是个比较失败的人。眼看着身边的同学都已毕业，而你还停留在人生上一个阶段，这种滋味不好受。外加，之前的种种经历，让我实在不喜欢我的高中，对我来讲有点卧薪尝胆的意思，留在这里，是为了更好地离开。
这一年里，我在学习上付出了更多，英文课的成绩能在班里排到前五，在作业上精益求精。老师应该也感受到我对学习的在意，很乐意帮助我提升成绩。除了基础课，我在学校选了时尚设计、服装设计、摄影等我感兴趣的课程，尽量多了解艺术相关的内容。
除了学习，我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了义工工作中。在美术馆做过义工，教小孩画画、带他们做活动，一对一做辅导；也做过教青少年学摄影的义工。
做青少年摄影义工时的合影（我在第一排左边第四）。
高中学校要求学生做满40小时义工，才可以顺利毕业，留级那一年，我总共做了400-600小时义工，远超于学校要求的时长。英语水平也随之提升了不少，之前和别人用英文交谈，心里都要默默打很多遍草稿，才能开口，通过那一年的义工训练，基本上我想表达什么，都能脱口而出。
一年后，我顺利毕业。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仪式，每位学生要交75美元。我心里一盘算，75美元够我吃7顿饭，把钱花在这种形式化的事情上不值得。我父母开玩笑对我说：“你又拿不到什么奖，为什么去参加毕业典礼？”虽然是玩笑话，但我当了真，没有报名毕业仪式。
最后，我还是没忍住，去当观众看典礼了。去了后才知道学校专门为我个人设置了一个奖项，类似语言成就奖。学校给我的肯定让我意识到，原来努力还是会被人看到的。现在再想起来，没去毕业典礼这件事还挺后悔的，75美元原本可以换来一份珍贵美好的回忆。
高中毕业典礼，没花钱走毕业仪式，但去看了朋友们走仪式（右边的是我）。
再度申请大学时，我学术成绩已达标，但还是没拿到建筑系的offer。滑铁卢大学的建筑专业非常难考，首先，它有一个文学考试，需要很强的英文文学功底，对我这种刚到海外不久的学生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同时，要准备艺术作品集和面试。很多本地的学生，高一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了，而我呢，画画到这边才现学。
留级一年已经很难了，我没办法再来一次，我也不确定我内心有多喜欢建筑，它好像只是我为了不念会计，而找的一个出口。我似乎也可以去读一个滑铁卢大学的其他专业，就报了一个数学和工商管理的双学位，考虑到它的就业面比较广，毕业后可以做一些市场相关的工作。
我数学底子本身就不太好，读起来蛮辛苦的，经常学习到凌晨才从图书馆出来，连清洁工跟我都很熟。另外，一年12个月，学校要求至少要有4个月实习。繁重的学习、实习和打工赚钱，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的大学学费一个学期大概在七千加币左右， 我得想办法把这笔学费挣出来。身边的同学里，几乎只有学计算机一类专业，能做项目的高年级同学，有条件经济独立，对于我这样刚进大学的人，赚学费没那么容易。
高中的时候我学过网页设计，进入大学后，就兼职接网页设计的活儿，一开始收费比较低，一次两三百加币这样子，干着干着胆子大了，就要的高一点儿。这是我的一部分收入，实习工资，也是我的一部分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基本上能覆盖我的学费。
我大一就开始实习，一口气投了六七十份简历，才进入到一家规模不大的咨询公司。这种公司很少会收大一学生，估计老板看重我之前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当场就收下了我，给我开的实习薪水是一小时 18 块加币。工作地在离学校开车半小时左右的剑桥镇，那个地方几乎全是白人。平时，同事之间聊的话题都是冰球、曲棍球、party、 喝酒之类白人喜欢的活动，我依然很难融入进去，只顾好好干活。
刚去时基本上什么都不会，从头一点点学起。当时有个案子是给一家世界500 强公司做五年人力资源计划，我连这个东西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同事们大多都在外地做项目，没有人能空下时间来教我，只能靠自己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学会。这段经历告诉我，什么知识都是可学的，不要给自己设限。
2015年，大二，我开始第一次创业。当时，我有一门商科必修课，课堂上老师讲了“公益创业”的概念：自给自足、慈善性质的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社会价值，我受到很大启发。再加上高中做义工时，发现没有一个相对集中固定的网络平台去找义工的机会。于是，萌发了想做一个义工平台的想法。
为了能让项目更成熟，我需要去一些峰会吸引投资和合作方，社交不可避免。学生生涯的经历，让我有轻微的社交恐惧，但为了项目，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2015年在拉斯维加斯，我与创业团队一起参加峰会（坐在最右边的女生是我）。
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海边的五星级酒店，参加青年企业家峰会，峰会上基本都是白人，他们家境也很好。饭桌上，吃沙拉的时候，白人都会刀叉一块儿拿起，即便沙拉并不需要用到刀，他们也不会把手上刀放下，只有我不是这个样子。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看似很小的用餐礼仪差异，反应出的是我们并不处在一个阶层。而我还要偷偷拿起刀，假装跟他们一样。
这个圈子女生很少，有些活动主办方会专门请一些模特、网红来活跃气氛，你就要打扮得把自己和她们区分开。那段时间我经常买成熟女装，想把自己往成熟里打扮。看不出我的年龄，很多人都以为我三十多岁了。我用假装成熟的方式，试图让别人认真对待自己，现在想想这种行为也是自卑没有退去的表现。
在创业的过程中，我学会了用英文演讲。记得第一次演讲，我在台上根本没办法控制肢体上的紧张，脸红，说话声音发抖，演讲完之后，跑到厕所就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自卑和内心的封闭，只敢用写日记的方式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没有过这样的公开表达。我逼着自己一遍遍练习，直到英文演讲很流利。
这算是我在小学之后，再一次重新打开自己，虽然是工作需要，但我能输出自己的想法，让意见得到重视，给别人带来实际的作用和影响。我发现自己的自信心好像增强了，也开始从过去那种低落的心理状态中一点点走出来。
创业是我人生的第二次转折，从之前的舒适圈中走出来，做了很多一个社恐、不自信的人很难去做的事，在“升级打怪”的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大三，我进入Facebook实习。我的工作内容介于产品经理和市场营销之间，这也是我梦想中的职位。面试时，面试官问我的业余的爱好是什么。我讲了我做慈善义工平台和做大学生创业平台的经历，明显感觉面试官眼前一亮。
从Facebook这份工作开始，基本上我想要的实习都能够拿到，后来，我又顺利进入Uber实习。在之后的实习工作中，跟我同岗位的人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或者博士，我常常是唯一的本科生，也是唯一的女生、中国人。
2016年，我在Facebook实习。
2017年，我在Uber实习。
大部分时间，我一直保持高强度的生活状态，就连失恋当天，偷偷在会议室里擦干眼泪，还继续做幻灯片，没有多余的时间悲伤。在别人看来，这么高强度的生活，一般人几乎不可能做到，但那个时候的我念自己选的专业，不断地尝试新事物，精力无比充沛，连上厕所都想着手里的事情，整个人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很多时候人们担心工作过度，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自己热爱什么吧。
在不断实习、创业的过程中，我渐渐知道了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2018年，大学最后一年，我已经比较明确要做产品经理，也非常顺利地进入现在工作的这家互联网金融公司，毕业后就转为正职。在硅谷，产品经理一般要有相关的职业经验才能做，公司考虑到我之前的经历，破格录取了我，算是开了先例。
2019年，公司年会上我和同事们的合影（我站在正中间）。
刚起步时，我的工作是做一些产品测试，通过不同的测试，验证产品往哪个方向发展给公司带来的收益更大，从而推动营收。经验丰富了之后，我开始独立做一些产品设计，我经手的项目，加起来为公司带来上亿收入，公司高层以个人的名义为我申请了奖金和额外的股份，按照季度奖金的方式发给我。现在我一年的薪水加上各种红利差不多一年有人民币三四百万。工资的一半左右是股票，会根据股价浮动。
收入的提高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不买奢侈品，唯一的改变是我在吃饭时除了给自己点主菜，会奖励自己额外点一个开胃菜。吃饭时偶尔想起刚开始自己赚钱，舍不得买饭吃的日子，心生很多感慨。
2021年，我在旧金山周边优胜美地公园游玩的照片。
现在回头看，下定决心经济独立的那一刻，就让我失控的人生重新变得可控。从校园霸凌中挣脱出来，告别相对封闭自卑的状态，不能说一下子就走到另一端。在自己擅长的方面，我不惧于展露自己，遇到自己不擅长或陌生的事，虽然内心有害怕，但我也变得更加勇敢，愿意去尝试新东西。哪怕注定失败，只要我想做，一定要真的去做了才不后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我的工作生活都逐渐有了起色，也被父母看在眼里，现在，在很多事情上，我父母都会让我自己做主了，比如工作、婚姻等，他们都会让我自己决定，不再干涉。
我还想再努力一些，去尝试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研究一下不同的媒介，通过做自媒体和成长教练，把我的经历和经验制作成内容，鼓励更多像我一样曾经自卑、社恐的女性走出去，不要自我设限、自我禁锢，要看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要活出自我。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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