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记忆里的年

文/陈建伍

　　过年，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也是所有传统节日当中最隆重、最喜庆的一个节日，可谓是万家灯火，阖家团圆。

　　其实，我们平时口头中所说的年并不是单纯指除夕和春节这两天，而是广义的年。因为每年从一进腊月开始，就一天比一天有过年的气氛了。从淘年米，到杀年猪，再到办年货，还有过腊八、过小年儿，一直到除夕、春节、元宵节，再加上民间习俗当中的破五儿、正月二十五老天仓、二月二这些特殊日子，可以说到处都是过年的气象。另外，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一直到大年三十，按照民间习俗，每天都有固定的事要做。“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炖年肉；二十七，赶年集；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年三十，包饺子。”记住这段顺口溜，就会对从小年二十三到大年三十之间这些天每天不同的民间习俗了如指掌了。所以说，过年真是再隆重不过的事了，几乎整个腊月和大新正月都洋溢着年的味道。

　　小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盼过年。记得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可见，那时候的我们是真心地盼过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时候家家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物质非常匮乏，经济条件也特别有限，所以不光是孩子，就连大人也盼过年。因为一家人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多吃几回好吃的，要是有条件的家庭，大孩小孩还能混一身新衣裳。

　　在吃喝上，平时几乎都是吃苞米碴子、小米、高粱米等粗粮，只有家里来客人或者过年节的时候才能吃几顿大米、白面，除了种菜时节能吃点自家菜园里的各种青菜外，一年四季365天土豆子就是常菜，上下顿离不开大葱蘸酱和咸菜条子，连萝卜、白菜、酸菜都算季节菜，必须靠冬储秋藏才能多吃些日子。一般情况下，要是不来客人、不修工干活，大豆腐和干豆腐都很少买。连自家秋天晒的干土豆片、茄子丝、豆角丝、西葫芦片、倭瓜片平时也不舍得吃，因为要留着招待客人和过年节的时候吃，有时候还要留着送给城里的亲戚。家里养几只鸡、鸭、鹅，下的蛋也几乎都是攒着卖了换钱，偶尔吃上一回两回，真感觉像是过年了。养猪的人家也大多数都是卖了换钱，只有个别条件好的人家才能杀得起年猪，头、蹄、下水吃个全科。一般人家，过年也就顶多买十斤八斤猪肉，而且还得细水长流地算计着吃。每次做菜，可怜巴巴地放上屈指可数的那么几片肉，要是吃到嘴里，真是感觉香得不得了。赶上家有小孩儿的人家，大人们几乎都是把肉挑给孩子吃了，大伙也就是借了个味儿。要是说到饺子，一年到头算上平常加过年，总共能吃上多少顿饺子应该都是屈指可数的。“过年了，谁家还不吃顿饺子呢”这句俗语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饺子真不是平时随心所欲想吃就能吃上的美食。

　　说到穿戴上，那时候大人孩子的衣服、袜子都是缝又缝、补又补，这一个窟窿，那一个口子，补丁罗补丁。有的衣裳大人穿完孩子穿，大孩穿完小孩穿，直到破旧得实在不像样或者小到不能再穿。父母们几乎连续几年都不做一件新衣裳，里里外外就是那一套褪色到不能再褪色、破旧到没法再破的衣裳。到过年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给小孩做一套新衣裳，大孩和其他人买一双新袜子就算过年了。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生活条件下，那时候的人们尤其小孩盼过年应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那时候过年吃一顿饺子，就感觉格外香。除夕吃完饺子，就盼着下一顿还哪天能吃饺子。除夕、春节、元宵节等那几个特殊日子要是能多做几个小菜，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吃着可口的饭菜，就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虽然说没有什么山珍海味，顶多也就是拌点凉菜、弄个酸菜小炒、炒盘花生米、卧盘鸡蛋，再奢侈一点的话，要是再来个猪肉炖粉条、小鸡扣蘑菇啥的，那真是都有点不敢去想。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过年做四个菜都算是高标准了，要是七拼八凑地凑成六个菜的时候，可以说就是最高规格了。

　　那时候过年，除了盼穿新衣裳、吃好吃的，还有其他别的念想。

　　首先，就是盼着过年放鞭炮和烟花。一般在年前办年货的时候，都会提前跟家长额外提点附加小要求——买两挂小洋鞭，要是能买两根烟花那就更好了。等年货办回来以后，就会黑天白日地惦记着那两挂小洋鞭和烟花，甚至都睡不着觉，就盼着快点过年，好痛痛快快地放烟花和洋鞭。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摸摸地从成挂洋鞭上单个地摘下来几个，然后趁着大人看不着就放了，听到“啪”的那一声响，打心眼里那个乐呀！等到除夕晚上成挂放完洋鞭以后，第二天一大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外边捡散落在地上没被点燃的单个小洋鞭，然后用烟头一点，“啪”的一声，心里那个爽啊！有时，还会捡到掉捻儿的小洋鞭，于是，就把它拦腰掰断，然后再用烟头直接去点洋鞭里的火药面，只听见发出“哧”的一声响，那时候就管它叫“呲花”。年前如果父母真的给买烟花了，那就更兴奋了，除夕夜放烟花的时候，全家人都会跑到外边看，看着礼花满天的那一刻，心里头简直也乐开了花。

　　再有一个，就是盼着过年点灯笼。那时候，全屯子总共也没有几家过年挂灯笼，所以，看着人家大红灯笼高高挂，心里自然十分羡慕。记得，我家是在1987年我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过年挂灯笼，因为那年大哥结婚了，也是母亲大病痊愈出院后过的第一个年，所以，父亲特意买了一个塑料大红灯笼。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家每年过年都会挂灯笼。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接灯头、扯电线、挂灯笼、竖灯笼杆子成了除夕当天下午必做的各道程序，我便是其中最积极的一员，不管能伸手干点什么，但每年都会参加这件事，仿佛成了一种仪式。当大红灯笼点亮的那一刻，心里顿时感觉到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那兴奋劲儿就更不用说了。之前家里没挂灯笼的那几年除夕夜，我和小伙伴们都会提着家长自制的小灯笼四处走，互相炫耀。其实那种自制的灯笼，再简单不过了，就是找一个罐头瓶子，在瓶口处用细绳吊在一根木棍上，罐头瓶子四周糊上红纸，然后在罐头瓶里面的底部用秫秸做成一个十字支架，在中间交叉点处穿一根洋钉，再把小半截蜡烛根部用烧热的洋钉烫一个深孔，最后座在罐头瓶里支架的洋钉上，蜡烛用火柴点着以后就可以四处提着走了。提着心爱的小灯笼，去伙伴家感觉格外神气，然后叫上几个小伙伴一起走街串巷，一直玩到蜡烛快烧尽了才会提着小灯笼回家。

　　还有一个，就是盼着过年写对联。虽然那时候还小，对这些还不太懂，但也照样非常感兴趣。记得，那时候除夕当天或者前一天一大早，乡亲们会排着号来到我家找父亲写对联。一张张大红纸，在父亲的设计裁剪下，分成上下联和横批，然后，还要算计着叠出几个大小不同的斗方，用来写福字。一般情况下，每家都会写好几副对联，有大门联、风门联、正屋门联、下屋门联，还有抬头见喜、肥猪满圈、金鸡满架、井泉大吉等一些方位的特殊联。不同方位的对联，内容也互不相同，各有千秋。父亲在写对联的时候，我在一旁笔墨伺候，有时还会帮着翻书查找选联，然后，帮父亲念着选定对联的每一个字。有时，父亲还会现场创作对联内容。就这样，一来二去，我对写对联也越来越感兴趣了，无形中也记住了很多现成的对联。有的时候，只要父亲说需要某一副对联，我都不用翻书，张嘴就来，父亲只顾提笔书写就行了。真想不到,这个也能成为我过年的一种乐趣。

　　后来，每到过年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张罗家里对联、挂钱、福字和年画的事，甚至对于对联内容的遣词造句都会非常在意，选什么样的挂钱，什么内容的年画都会有所主张，直至后来学着写对联。如果赶上有多余的红纸，父亲就会鼓励我试着拿起毛笔，模仿他的样子练习写对联。上了小学以后，作为父亲过年写对联时的小秘书，我变得一年比一年称职了，不仅能笔墨伺候父亲，还学会了根据对联字数裁纸、折纸，对于各种场合选用什么样的对联内容更是胸有成竹。

　　小时候过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念想，那就是盼着看秧歌。那时候，印象当中好像只有过年才能看到秧歌，所以特别期待。年前年后的那几天，秧歌会走家串户地去给各家拜年，有的人家会给点钱，有的人家会给拿几盒烟，还有的人家出手比较阔气，当然也有一些人家听说秧歌来了就会东躲西藏，提前把大门小门上锁，为的就是省两个钱。当然了，那时候的秧歌确实也是为了挣钱，只是以拜年的名义。但尽管如此，看秧歌仍然是那时候过年的一大乐趣，也是图过年有个喜庆气氛。曾记得，那时候有的屯子会不止一伙秧歌，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我们屯子打了四伙秧歌。拜年当天，头一伙秧歌还没等从后门走出去，前门就又进来一伙，真是热闹极了。从小时候开始记事时起就特别痴迷秧歌的我，真是感觉到特别过瘾。其实，我喜欢秧歌根本不怎么看那些男男女女怎么扭，主要的还是看后台敲锣、打鼓、吹喇叭的那帮人，尤其是对喇叭匠子吹的各种曲牌和打鼓师傅敲的各种鼓点感兴趣。经常是一步不离地跟着秧歌队走家串户，直到秧歌队坐车出屯子追不上了，才不得不扫兴回家。有时候，秧歌队会步行去几里地开外的另一个屯子，那我也自然会跟着去外屯子看。总之，就是感觉怎么也看不够这热闹。有的时候，赶上大冷天，冻得直流鼻涕，那也心甘情愿。有的时候，等秧歌散了之后再回家都过饭时了，那也觉得值，反正只要是看秧歌了，吃啥都香，尽管饭菜都凉了，吃到肚子里照样感觉心里暖乎乎地。

　　这些，都是小时候过年的乐趣，也是各种盼头。那时候，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用想，只要自己过年的一些小愿望能实现就觉得无限美好。那时候，只要出门，胯兜里务必得揣上几把嗑籽儿，再揣上几块糖，可以不吃，但兜里得有。除夕之夜，这边包着饺子，那边盆里缓着冻梨、冻柿子，桌上还有大苹果、糖块、嗑籽儿，感觉这样的场面才是过年的样儿，心里无比满足。

　　至于压岁钱，小的时候就没怎么有这个概念，所以，也就不怎么期盼。印象当中，小时候一共也没收到过几次压岁钱，而且还是除夕当天晚上父母从兜里挑出一张比较新而且硬挺的一元纸币给我，就当作“压兜钱”了。再有，每年除夕晚上，我都会把攒了一大年的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两角面值的纸币拿出来鼓捣一顿，全加一块也不到两块钱，而且都是平时从大人手里要来的一两毛钱或者几分钱攒到了一起。记得，那时候这笔巨款感觉放谁那儿都不放心，生怕让别人给花了，担心等到过年的时候拿不出来，觉得自己不够富有。

　　小时候过年，没有可观的压岁钱，也没有摆满餐桌的山珍海味年夜饭大餐，更没有面子十足的名牌衣服，没有高档奢华的居所，也没有五花八门的可口零嘴儿，还没有高清大屏彩电和智能手机，但那时候的年就是感觉让人期盼，而且回味无穷。或许，这才是小时候的年真正的味道。

作者简介

　　陈建伍，笔名黑马王子，1979年出生，吉林省榆树市人，高级教师，吉林省榆树市作家协会会员，榆树市少先队名师工作室名师。业余时间，喜欢用最朴实的笔书写最真实的生活，有散文、小说、随笔等数十篇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字报》《吉林教育》等报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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