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评语：郑小琼的写作有浩大、森严的气象。她的诗与散文，既是对声音微弱的无名生活的艰难指认，也是对自我、世界和工业制度的深刻反省。她通过对自身经验的忠直剖析，有力地表达了这个时代宽阔、复杂的经验，承担生活的苦，披陈正直的良心。她痛彻心肺的书写，对漂泊无依的灵魂深怀悲悯，她的作品因而具有让失语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的庄严力量。

我对铁的认识是从乡村医院开始的。乡村是脆弱的，柔软的，像泥土一样，铁常常以它的坚硬与冷冰切割着乡村，乡村便会疼痛。疾病像尖锐的铁插进了乡村脆弱的躯体，我不止一次目睹乡村在疾病中无声啜泣。每当我经过乡村医院门口时，那扇黝黑的铁门让我心里凉凉的，它沉闷而怪异，沉淀着一种悬浮物，像疾病中的躯体。有风的时候，你便会感觉一个脆弱的乡村在医院的铁门外哭泣。疾病像幽魂一样在乡村的路上、田野、庄稼地里行走，撞着一个人，那个人家里通亮的灯火便逐渐暗淡下去，他们挣扎、熄灭在铁一般的疾病中，如铁一样坚硬的疾病割断了他们的喉咙，他们的生活便沉入了一片无声的疼痛之中。我在乡村医院工作了半年后，无法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沉闷，便来到了南方。

在南方，进了一家五金厂，每天接触的是铁，铁机台，铁零件，铁钻头，铁制品，铁架。在这里，我看到一块块坚硬的铁在力的作用下变形扭曲，它们被切割，分叉，钻孔，卷边，磨刺头，变成了人们所需要的形状、大小、厚薄的制品。我在五金厂的第一个工种是车工，把一根根圆滑闪亮的铁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丝攻粗坯。一根大约十二米长的钢条放进自动车床，车床的钢铁夹头夹住钢条的左右、上下、前后，在数字程序控制下，车床进退移动，钢条被锋利的车刀切断，又被剥出一圈圈细而薄的铁屑。铁屑薄如纸样，闪烁着迷人的光泽，在冷却油的滴漏下，掉下去，丝丝连接着的铁屑断了，变成细碎的铁屑，沉入塑料盆里。

一直以来，我对钢铁的切割声十分敏感，那种“嘶、嘶”的声音让我充满恐惧，它来源我自小对钢铁的坚硬的信任。在氧电弧切割声里，看着闪着的火花和被切割的铁，我才知道强大的铁原来也这样脆弱。面对氧电弧的切割，我感觉那些钢铁的声音像从我的骨头里发出来，笨重的切割机似乎是在一点点一块块地切割着我的肉体、灵魂，那声音有着尖锐的疼痛，像四散的火花般刺人眼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顽固地认为那些嘈杂而零乱的声音是铁在断裂时的反抗与呐喊。

但是在五金厂，在那些凝重的冷却油的湿润下，铁是那样悄无声息地断裂了，分割了，被磨成了尖锥形，没有一点声音。十二米长的圆钢被截成了四五厘米长的丝攻坯，整齐地摆在盒子中。整个过程中，我再也听不到铁被切割、磨损时发出的尖锐的叫喊，看不到四处纷飞的火花。有一次，我的手指不小心让车刀碰了一下，半个指甲便在悄无声息中失去了。疼，只有尖锐的疼，沿着手指头上升，直刺入肉体、骨头。血，顺着冷却油流下来。我被工友们送到了医院。在那个镇医院，我才发现，在这个小镇的医院里原来停着这么多伤病的人，大部分都像我一样，是来自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有的伤了半截手指，有的是整个的手，有的是腿和头部。他们绷着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浸着血迹。

我躺在充满消毒水味道的病床上。六人的病室里，我的左边是一个头部受伤的，在塑胶厂上班；右边一个是在模具厂上班，断了三根手指。他们的家人正围在病床前，一脸焦急。右边的那个呻吟着，看来，很疼，他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断了。医生走了过来，吊水，挂针，然后吩咐吃药，面无表情地做完这一切，又出去了。我看着被血浸红又变成淡黄色的纱布，突然想起我天天接触的铁，纱布上正是一片铁锈似的褐黄色。他的疼痛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如此地尖锐而辛酸，像那些在电焊氧切割机下面的铁一样。那些疼痛剧烈、嘈杂，直入骨头与灵魂，他们将在这种疼痛的笼罩中生活。

这个人来自河南信阳的农村，我不知道断了三根手指，回到河南乡下，他这一辈子将怎么生活?他还躺在床上呻吟着，他的呻吟让我想起了我四川老家乡村的修理铺里电焊氧切割的声音，那些粗糙的声音弥漫在宁静而开阔的乡村上空，像巫气一样浮荡在人们的头上。在这座镇医院，在这个工业时代的南方小镇，这样的伤又是何其的微不足道。我把头伸出窗外，窗外是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铁门紧闭的工厂，一片歌舞升平，没有人也不会有人会在意有一个甚至一群人的手指让机器吞噬掉。他们疼痛的呻吟没有谁听，也不会有谁去听，他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夹住的铁一样，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

伤口在我的手指上结痂，指甲盖再也没有原来那样光滑与明亮，与其他九个相比，虬起而斑驳，过程就像一次生硬的焊接。平静的时候，我看着这个在伤痛之上长出来的指甲盖，犹如深渊生长出来的一个异物，如此突兀地耸立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它是那些尖锐的疼痛积聚起来的，在斑驳凹凸的纹路上，还停留着疼痛消失之后的余悸。疼痛在我的感觉上彻底消失了，但是那感觉潜伏在我内心的深处，不会消失，也不会逝去。

在无人安慰的静夜，我目睹着我曾经受过伤的手指，慢慢思考着与它有关的细节，仿佛听到乡村那个修理铺师傅的电焊声在我的耳畔响起，“嘶——嘶——”那钢铁的断裂声逶迤而来。我听到的只是声音的一部分，更多的声音已经埋藏在肉体之中，埋藏在结痂的疼痛里，甚至更深处。在那里，已经消失了的，以思想的反光昭示着它们的存在，在我的手指与我的诗歌上凝聚，变得更加坚硬。

我是来南方后写下第一首诗歌的，准确地说，是在那次手指甲受伤的时候开始写诗。因为受伤，我无法工作，只有休息。而手指的伤势还不足以让我像邻床的病友一样在呻吟中度日。窝在医院里，我逐渐变得安静起来，手上裹着的纱布也在两天后习惯了。我开始思考，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节奏缓慢的日子，这样宽裕而无所事事的时间。我坐在床头不断假设着自己，如果我像邻床的那位病友一样断了数根手指以后会怎么样?下次我受伤的不仅仅是指甲盖我会怎么样?

这种假设性的思考让我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来源于我们根本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太多的偶然性会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想法与念头撕碎。我不断地追问自己，不断聆听着内心，然后把这一切在纸上叙述下来。在叙述中我的内心有一种微微的颤动，我体内原来有着的某种力量因为指甲受伤的疼痛在渐渐地苏醒过来。它们像一辆在我身体里停靠了很久的火车一样，在疼痛与思考筑成的轨道上开始奔跑了，它拖着它钢铁的身体，不断地移动。

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两年后，我从五金厂的机台调到五金厂的仓库，每天守着这些铁块，细圆钢，铁片，铁屑，各种形状的铁的加工品，周身四方都摆着堆着铁。在我的意识中，铁的气味是散漫的，坚硬的，有着重坠感。我感觉仓库的空气因为铁而增加了不少重量。两年的车间生活，我开过车床、牙床，做过钻孔工，我对铁渐渐有了另一种意识，铁也是柔软的，脆弱的，可以在上面打孔，画槽，刻字，弯曲，卷折——它像泥土一样柔软，它是孤独的，沉默的。我常常长时间注视着一块铁在炉火中的变化，把一大堆待处理的铁块放进热处理器里，那些原本光亮苍白的铁渐渐变红，原本冷彻的亮度变得透明而灼热。

我这样注视着，那些灼热变成了红色，透明的红，像眼泪一样透明，看得人直流泪，那些泪滴落在灼热的铁上，很快消失了。直到现在我还顽固地认为，我的那滴眼泪不是高温的炉火蒸化的，而是滴入了灼热的铁中，成为铁的一部分。眼泪是世界上最为坚硬的物质，它有着一种柔软而无坚不摧的力量。炉火越来越红，那股烧灼的铁味越来越浓，铁像一根燃烧的柴，只剩下一道红色的发光体，它们像一朵朵花在炉火中盛开着。在我视野里，它渐渐消失了固体的形体，变成了液体的火，气态的光，有着空阔与虚无，这空阔与虚无吞噬了呈现在我面前的铁，它们不断地闪耀，又不断地穿越征服着另外一些尚未发光的铁。

但是在铁质的火焰中，我觉得我周围的工友们的表情总是那样模糊，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将我们本来清晰的面孔扭曲了……我们的脸上，呈现的不过是一些碎片的光，只在短暂的时刻被它照亮，更多的剩下灰烬，苍老，迷茫，像堆在露天废物场的铁屑碎料一样，被扔下了。

生活让我渐渐地变得敏感而脆弱，我内心像一块被炉火烧得柔软的铁。而我周身的事物却在一瞬间，都长满了刺，这些刺不断地刺激着我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让那颗心不停地疼痛。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工友们，他们来了，走了，最后不知所踪，隐匿于人海之中。他们给我留下的只是一张张不同的表情，热情的，冷漠的，无奈的，愤怒的，焦急的，压抑的，麻木的，沉思的，轻松的，困惑的；这些表情来自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安徽，贵州，最后不知去了哪里。他们曾与我有过的交谈、碰面、记忆，这一切都像是铁在外力切割时留下的细碎的火花，很快便归于熄灭。

曾经相遇时有过的那种淡而持续的感受渐渐远去，像远去的火车一样，无法再清晰地记起，只有一声声模糊如同汽笛一样的东西不断在脑海中重现。他们来了，走了，对于同样在奔波中的我来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也没有留下，我的内心在这样一次次相识、相谈、相交中有过的眺望、波动和想象也像一块块即将生锈的铁一样，搁置在露天的旷野。时间正从窄窄的、弯弯曲曲的钟表声响中涌上来，像锈渍一样一点点、一片片地布满了这块铁，最后遮住、覆盖了这一切，剩下一片模糊的红褐色的铁锈，日渐变深，看不见了。

血在手指甲盖上结痂，像生锈的铁一样，一股血的气味在我的口腔里弥漫。我在乡村医院工作时，每天都接触病人、伤口和血，那时我从来没有把血与铁锈联系在一起。在五金厂，我不断地感受到铁锈一样的味道，潮热，微甜，咸。我坐在病床上，看着结痂的指甲盖，有如铁皮厂房那根外露的钢筋，让雨水侵蚀出一种斑痕。打工生活原本是一场酸雨，不断地侵袭着我们的肉体、灵魂、理想、梦幻，但是却侵蚀不了一颗液体的心，它有着比钢铁更为强大的力量。我从热处理器里取出那些灼热的铁放进冷却剂里面，一阵淬火的气味直冲过来，从鼻孔深入肺叶，顽固而矜持。我一直把淬火的铁看作受伤的铁，它淬烈的疼痛在冷却液中结痂，那股弥漫着的气味就是铁的血，黏稠而腥热。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诗句中写道，南方的打工生活本是一个巨大的熔炉。两年后，当我在写打工生活的时候，写得最多的还是铁。我渐渐没有了刚来南方时那种兴奋与眺望，但也没有别人那种失望与沮丧，我只剩下平静。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对打工生活的真实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烧烤着肉体与灵魂。我知道打工生活的真实不仅仅只是像我这样在底处的农民工，同样还有一些在高处的管理层，但是我无法逃脱我置身的现实，这种具体语境确定了我的文字是单一向度的疼痛。

在这样巨大的炉火间，不断会有一种尖锐的疼痛从内心涌起、蠕动，它不断在肉体与灵魂间痉挛，像兽一样奔跑，与打工生活中种种不如意混合着，聚积着。疼痛是巨大的，让人难以摆脱，像一根横亘在喉间的铁。它开始占据着曾经让理想与崇高事物占据的位置，使我内心曾经眺望的那个远方渐渐留下空缺。我站在不知所措的沼泽边沿，光阴像机台上的铁屑一样坠落，剩下一片黑暗在内心深处摇晃。

我不知道在打工的炉火中，我是一块失败之铁还是有着铁的外貌却实际上成为硫一样的焦体。我看到自己青春将逝，活在不断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之间的奔波，不知下一站在哪里。时间开始在我的额头开挖着一条条沟壑，它们现在一小段一小段，但是渐渐便会成为整齐的排列，不需多久，它们会在我的肉体开掘一条巨大的河道。日子在我的心中是发黑的陈旧的颜色，和远处工业区的厂房相似，灰暗，阴湿，带着忧伤的味道；它不断地讲述着站在楼角生锈的铁，失败的铁，微弱的声音在我内心中颤抖。

疼痛像一块十马力的铁冲撞着打工者的命运，受伤结痂的手指沉淀出一种巨大的能量，它不断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一块铁在这个周遭喧嚣的南方工业都市里，它的嚎叫不再像在乡村的嚎叫那样触目惊心，它的叫声让世间的繁华吞没，剩下的是叹息，与钢铁一样平静。伤口不断淤血肿胀，无声息的病痛不断折磨着我轻若白纸的思想。我试图在现实中学会宽容，对世俗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不止一次转换一个底层打工者小人物的视角，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抹去内心那种固有的伤痛。

我远离车间了，远离手指随时让机器吞掉的危险，危险的阴影却经常在睡梦中来临，我不止十次梦见我左手的食指让机器吞掉了。每当从梦中醒来，我便会打开窗户，看夜幕下的星空、树木，一层铁灰的颜色遍布在我的周围。铁终究是铁，它坚硬，锋利，有着夜晚一样的外壳，而我的肉体与灵魂原来是如此脆弱。是的，我无法在我的诗歌中宽容它带给我内心的压抑与恐慌。拇指盖的伤痕像一块铁扎根在我内心深处，它有着强大的穿透力，扩散、充满了我的血液与全身。它在嚎叫，让我在漫长的光阴里感受到一种内心的重力，让我负重前行。

铁皮房

我在一个叫高英站的小地方下车，向前走，两边是创意理发店、川菜馆、重庆火锅城……再向前，是规划地，还没有开发，里面长满了杂草，上面晾晒着木材厂的木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木浆味道。过了空地，就到了高英村。

沿着斜坡向左拐，便是村里的老住宅区，离路口约70米有一个院落，黑色燕子瓦，红砖墙，旁边是简易的铁皮房，院中住着一个老人。她打开铝合金门，指了指里面阴暗潮湿的房间说，150块一个月。然后把一片长3厘米宽5毫米的钥匙递给我。过道上只有一盏15瓦的灯，昏暗得像一个病恹恹的人，散发着一股忧伤味儿。每次开门我都要摸索好久，动作像过道上的那盏灯一样，无力而疲惫。老人很小心，不断地打量着我。她的白话跟我的四川话根本无法交流，只有等到她女儿回来，我们才可以说上半句话。

每天傍晚，我会回到这间小房子。我把手伸到口袋里找钥匙，我知道我肯定是找不到钥匙的，那钥匙太小了，而我来东莞时有着太大的梦想，那片小钥匙在辽阔的梦想中是找不到的。我不知道这片小小的钥匙是放在背包里还是房间里，也不知道它是不是遗失了，还只是暂时不见。我只好叫那个阿婆帮我开门。她走到我门口，说了声白话。我没有听懂。直到两年后，我才知道阿婆那句话，说一个人怎么老忘记开门的钥匙，难道是不想进门了。我看到从一大串小钥匙里找出我房门的那片。打开门。打开灯。阿婆递了一片钥匙给我。灯光很暗，25瓦的灯泡，挂在铁皮顶上。我接过阿婆的钥匙，一个人不能老是丢了钥匙，不能老让别人开锁才能进门，这是东莞教给我的第一句话。

我住的房间是铁皮房，阴矮潮湿。长3米，宽3米，床是两条长凳子，上面放几块木板，木板长短不一，红漆斑驳，脱落，惨淡，沾满了时光的屑碎，一种沉闷凝重的暗红，两头被人敲打，呈现出一处处凹痕与凸刺，还有一条条让刀砍过的痕迹。我打量一下木板，是杉木，木板摆得不平，我把它们摆平，不平的地方塞上报纸，在木板上再铺上一层报纸，广州日报，一块钱一份，很厚一大叠，买了10份。

我把席子放在铺满报纸的木板上，放上18块一张的被子。然后，放下塑料盆、塑料桶、行李箱、衣服……屋里阴暗，一股霉味，我去开窗户，窗户的支架生锈了，沾满了一层油腻，黑、滑，窗户显然很少开过，打开时很沉，上面沾满了尘灰，前主人把一些灰暗不堪的生活与时光留在上面，等待我这个后来者打扫掉，我握着铁支架的手退了回来，张开手掌，洁白的手中一层黄黑的锈与油垢，像一条深深的伤口在手掌上呈现着。

这是我来南方的第一间出租房。我在里面住了24天。高英村，没有门牌号，也没有标志，很矮很薄很简陋的墙，上面盖着铁皮顶，我一位同事的母亲曾来这里住这样的出租房，她母亲说这房子比家里的猪圈还要差。

在东莞还有很多这样的铁皮房，是本地人修好专门租给外地打工者居住的。我如今还清楚记得我第一次进这间房子的感受，潮湿、阴暗、局促，房间似乎居住着太多生活的尘垢与伤痕，它们是我，或者你，或者他，是所有在底层挣扎的打工者留下的沮丧气息。我还想清晰地描述一下铁皮门，几块木条钉起的门框，上面用钉子钉上一层白铁皮，铁皮不太厚，每次推开门，就哐一声，那些被挤压变形的铁皮突然张开，像一个压抑很久的人突然舒了一口气。

但是木条框又压住了它的舒气，只剩下哐的一声，像挣扎后无奈的叹息，绵长而哀怨，铁皮门的声音拖得老长，像舒展的铁皮一样持续不停地颤动，脆弱而悠长。门的铁皮边没有打磨好，很多地方露出尖利的毛刺，稍不留心便会划破皮肤，我用煤油炉做饭的时候，就有很多次让铁皮门的毛刺把手臂刮出一条条红色的印痕，有时刮得鲜血直流，这铁制物带给我太多的伤痕。

后来我进了一个五金厂，每天都与铁相伴，我写过很多有关铁的诗歌，它们尖锐而伤感，诗中的感受最初便是来自于这扇经常把我的手刮出血的铁皮门。有时看着手臂沁出一滴滴的血，我内心充满了感伤，用脚狠狠地踢了一下铁皮门，那毛刺咬住我的裤子，把裤子划破了。进门，左手边是一个电灯开关，破旧的底座间不见一点白色的踪影，蒙上了一层黑污垢，只有按开关的那个指尖大的地方是白色的，上面沾满了指纹的气息。开关靠左边的地方有一排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字迹还很清晰，是这间房子的前租户留下来的，“李丽妮，我爱你，永远爱你!”

字写得很端正，笔画很重，像他爱“李丽妮”一样刻骨铭心。在墙上还有一些字迹，显然是不同人留下的，“徐智永：13728356***”“李显：13728636***”有的是红色，有的是黑色，还一个“刘冬梅：3864***”不是笔写下的，是用刀刻下的。有时，找工回来，枯坐在床上，想着这些字，这些人，他们是谁?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曾经在这个房间里住过?他们又去了哪里?他们还有没有在这个城市?他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李丽妮”与写字的人的爱情是不是圆满?一个又一个疑惑，让我在无聊而孤独的黑夜有了念想。他们也许曾经和我一样，孤独地坐在房间里，他们还没有找到工作，他们思念着远方的家和朋友，或者想着刻在墙上的名字是哪些人，也许明天，他们会和我一样，在某个工业区寻找到落脚的地方。

打开灯，灯光很暗，一片淡黄色，露出微红的光线，灯泡上沾满了尘土，我奔波了10天，还没有找到工作，灯光像我此刻的心情，穿不过内心的阴暗与潮湿。床的左边是一个矮小的煤油炉，14块红砖垒起来的小灶台，上面铺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用胶布贴上了报纸，上面摆着瓷碗、铁盆、筷子、塑料杯，杯里装着牙膏牙刷，墙壁上方有3颗钉子，第一颗钉上挂着锅(黑色的，在墙上特别显眼，它预示着这里是活人居住的地方，而不是猪圈)，第二颗钉子上挂着菜刀与切板(菜刀是不锈钢的，很明亮，闪烁着光泽，像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一段一段地切去我的青春。

案板是白色的，塑料的，刚来时盛放着我的希望，现在是失望，我已经在这个城市奔波了14天了，工作还没有着落)。第三颗钉子挂着雨伞，灰白色的，折叠的。床上铺着竹席，18块钱，从超市买来的。蚊帐，白色的，孔很大，蚊帐上有不少黑斑点，那是我打死蚊子的残迹，它们是我的或者蚊子的血液。淡红的被套，枕头是3本书，它们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两本是我读卫校的课本，人体解剖学、药理学，还有一本是诗集，它们陪伴着我从四川内陆来到南方这个城市，它们如同我一样，有些疲倦了，卷角，毛茸茸的，我用前二本当枕头，后一本在无聊时阅读，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我们彼此互相接触。

用什么?用翅膀／我们从远方缔结着自己的姻亲／诗人是一个。于那个支撑着他的时候和支撑者会见。”这个在孤独中生存的女人，让我流泪。床的右边是一个箱子，拉杆的皮箱，方形，里面装着我的衣裳、书籍、钱包、毕业证、计划生育证、流动人口证、身份证……箱子有些陈旧，它陪伴我整整4年卫校时光，又陪我来南方，拉杆有一边已脆裂。再向左是墙，在墙上贴满了报纸。

下雨了。漏雨，我起来挪动床，挪动衣服，挪动锅碗。雨打在铁皮棚上很响，雨水打在我身上、蚊帐上，浸洇了一大片，我再挪动被子，移动床；移动箱子，忙了大半夜，才避免雨水落在我的被子上。我靠着墙，蜷缩着身体，墙很冷，直刺入骨头，我流泪，泪水浸洇着被子，湿了一大块。窗外的雨越来越大，我再起床，撑开伞，遮在蚊帐上，我用盆接着雨水，用锅、杯子、桶、碗。

雨水中，一只老鼠从屋顶上穿过，从我的床上穿过，我坐起身来，按亮灯光，看见半大老鼠从门缝里穿了过去，消失在雨中。我有一点伤感，这么大的雨，这只老鼠会去哪里?它的家在哪里?它会不会被雨淋着，我叹了一口气，然后关灯，更长的一声叹息从黑暗中升起来，我有点儿后悔，如果那只老鼠还在屋子里，我会如何?整个夜晚，我都牵挂着这只被我赶走的老鼠，怕它淋雨，怕它孤独，我知道，我其实是在为自己叹息。在这个狭小的出租房里，我是另外一只老鼠，在孤独地爬着。

雨水把我邻居吵醒了。我的对门是一对来自河南的打工者。男的在模具厂做冲床工，女的以前也在那儿，去年回家生小孩，刚来，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我听见他们起床，开灯，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们搬动着桌子、床、盆、桶，孩子在哭，女人在哄。女人怕惊醒了隔壁的人，就逗着小孩，小孩停止了哭，男人还在搬动着东西。啪——好像洋瓷碗掉在地上的声音，“轻点，不要吵醒别人。”

女人在对男人轻声说道，吱——吱——吱，男人好像在挪动着床，“有老鼠!”男人说，然后听见“啪——”一声，像用塑料拖鞋拍打的声音，“打到了。”老鼠被男人打到了。我挨墙坐着，听他们说着老鼠被打死了，我在猜想它是不是刚才从我房间里跑过的那只，这样的念头像水中的长木头浮了上来，我把这端压下去，那端便浮了上来，我把那端压下去，这端便浮了上来，一端压得更低，另一端便会浮得越高。

夜晚的雨声折磨得我无法入睡，房间里的滴漏让人烦躁不安，没有找到工作的孤独让人绝望。我开始想象着明天我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我在安慰着自己，但是明天?去哪里?我却不知道。工作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好找。白天，早上7点半左右，从高英出发，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看厂门口的招聘启事，看贴在电线杆或者宣传栏里的招聘广告，老乡告诉我后者不可靠，基本上是骗人的。隔壁的夫妻俩停止了响动，我还没有想到明天要去哪里，看来又只能抓阄了。如果某天我决定不了自己往哪个方向走，便做4个阄，抓到哪个方向就是哪个方向。一想到找工作，我便感觉到一股疼痛，疼痛是从脚底传来的，我的脚后跟，脚底，已磨出来了6个血泡，疼痛难忍。

晚上必须锁门。所有人如此说。邻居把我反锁在房间里，我刚来没有暂住证。我们怕晚上治安队查房，只好让邻居把我反锁在房里。深夜二点。村庄里传来了狗叫。狗叫声越来越凶，越来越近，有人说了声，快查房了。20分钟后，我听到摩托车声音，摩托车停了下来，然后是“啪啪”。“出来!”“出来!”“暂住证!”“查证!”我听到有人敲隔壁的门，我听见有人敲我的门，治安队员摸锁的声音，铁棍敲打铝皮门的声音。有人开门。“暂住证!”“暂住证!”明晃晃的电筒在铁皮房上晃动着，有人用铁棍不断敲打着墙、门，“咚咚”，“证件!”“证件!”有人在大声地叫喊着，我吓得蜷缩在床上，不敢大声地出气，心跳得厉害，我用手紧紧地揪住被子，紧紧地，揪住，他们在敲我的门，“开门。”“开门。”我的脚抖了一下。

门外用手掌在拍，用电筒在敲，用铁棍在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们在使劲地敲我的门。“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我听见他们在大声地喊着。“身份证!”“厂牌!”“快点!”“快点!”外面的声音很吵。我听见那对河南夫妻的小孩子在哭，在大声哭。治安队员一边大声地喊：“开门。”一边用手电筒向上照了照，然后又用铁棍敲打着铁皮门，小孩子哭得更厉害了，村庄里狗叫得越来越凶。我听见他们在敲第一家门，那是重庆两个男孩子租的房子，又敲一对恋人的房子，他们开门，递过证件，我感觉治安队员用手电筒在照他们的脸，租客们充满睡意的脸上有着恐慌，他们抖瑟的身体，我能感觉他们递过暂住证、厂证、身份证时的那种胆怯。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地向治安队员递着这些证件，像等候发落的罪人一样，他们从我们的手中接过暂住证、身份证、厂证，用强光电筒照了照我们的证件，然后又照了照我们的脸，那些光，那些强烈的光照得我睁不开眼晴，照在我冰冷的心间，照在我骨头里，他们似乎要把怀疑的光照进我的肌肉、骨头、血液。我的门让重庆男孩子锁上了，跟我一样没有暂住证的湖北女孩也一样。治安队员拼命在敲打着河南夫妻的房门，丈夫上夜班，只剩下妻子带着小孩睡在房间里。

我在床上抖瑟着，我感觉双手紧握着的棉被似乎被我抓破了。我听见河南妻子在房里喊着，“等会儿，等会儿，小孩在哭。”门外的治安队员在叫着，“快点，快点。”“开门，开门。”然后是铁棍狠狠地敲打着墙，更重的铁棍在水泥地板上拖着，我听见他们还站在河南夫妻的门口敲着，几个月大的婴儿惊吓得哭声越来越大，我听见他们搬来了凳子，我听见他们有人站在凳子上，我听见他们举起了铁棍，我听见他们在撬铁皮房墙上的三夹木板(铁皮房的红砖墙大给有二米六七高，再往上有一米多高的是三夹木板的墙)。

我听见三夹木板脆裂的声音，我听见脆裂的三夹木板掉在地上的声音，我听见4个月大的婴儿哭得越来越厉害，我听见门外的治安队员叫声越来越大，我听见河南妻子在低声哭泣，我听见河南妻子开门的声音，我听见治安队员在大声训骂这位怀抱着4个月大婴儿的母亲，我听见，我听见……多年以后，当我再一次听到摇滚乐队在嘶嚎《证件》，

“为什么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有效的证件／为什么没有证件就得不到合格的身份／为什么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有效的证件／为什么没有证件就得不到合格的身份／”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会不断地想起我被一次次查暂住证的经历，直唱到最后，我听到扭动的机器在不断地干嚎着“去他马的有效的证件，去他马的合格的身份”，我觉得他们正是我被一次次查暂住证时，内心最想叫出来的那一句话。借着音乐的节奏，我也忍不住地跟着他们一起喊了起来“去他马的有效的证件，去他马的合格的身份”！

20来分钟过去了。周围安静下来，隔壁的人在低声说话，没了身份证，又要罚款。

我在铁皮房里住了24天，在东坑找到了一家家具厂。在搬走行李的那一刻，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铁皮房，这个有10年房龄的铁皮房，这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局促空间，它已容纳过多少像我一样的漂泊者，给他们暂时的安顿，我搬走以后又会是谁搬来这里，我不知道，也无从了解。但我知道，在这间小房子里曾经留下了我的气息，留下我的气味，这种气味被铁皮房的白铁皮，被薄墙，被顶处的三夹板，被昏暗的灯，被门，被窗，被水泥地板吸纳了，它们把我的气息凝固在它们里面，它们也生长着一双眼睛，看着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已经发生的，还将发生的一切，它们会把一切都收好。

我刚搬到铁房时，是用别人留给我的砖头，木板，还有一张简陋的木头凳子，现在我却不想再让留有我的气息的东西留给下一个来这里的暂住者，我不希望别人闻到我这种失意的生活气息，也不希望我的这种失意会传染给下一个来临者，我把煤油炉，铁锅，菜刀，锅铲……所有我来这里买的东西全都留给了那对恋人，是他们每天晚上把我反锁在铁皮房里，也是他们每天清早帮我打开锁，给我自由。在一把铁锁之下，我像躲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囚牢里一样，避开治安队员用强光电筒照我的脸，避开了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罚款的命运。

虽然在以后的半年里，睡在不会被查暂住证的工厂宿舍里，但我还是会在梦中听到敲门声。然后是暂住证!暂住证！！暂住证！！！我被惊吓起来，坐在床上，向宿舍外面看，外面是灯火辉煌的工业区，工业区那盏高大的路灯正从窗外把光投了进来，照在我的被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