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双方怎么交流

可能有读者会问：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双方究竟是怎样交流，再到之后的贸易、朝贡和学习呢？１６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刚到中国，就遇到这种情况：语法、发音全不一样，怎么传教啊？于是，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让中国人听懂，开始通过模仿、手舞足蹈和笔画的形容等慢慢理解彼此想表达的意思。加上中国人也想了解对方是什么意思，就开始学习慢慢了解。经过长期的接触，双方互相大概都能进行简单的交流。之后，为了和欧洲商人谈生意的中国商人，发明出一种汉语和外语杂交的“混合语言”，叫“洋泾浜英语”（Ｐｉｄｇｉｎ－Ｅｎｇｉｌｓｈ）。

洋泾浜，原为旧上海华界和租界间隔的一条小河（今延安东路附近）。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商埠，洋泾浜一带聚集了大量外国商人，那一带的华商出于跟外国人打交道的需要，常用夹杂着上海话的蹩脚英语交谈，他们所说的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

前期的洋泾浜英语主要以广州英语为主

作为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英语广州英语，最早诞生于１７１５年的清政府唯一开放的口岸城市－－广州。郝德森《社会语言学》认为：“鉴于要求和其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的原因常常系贸易，所以洋泾浜语可以是所谓贸易语言，但不是所有的洋泾浜语仅限于用作贸易语言，也并非所有的贸易语言都是洋泾浜语。”

不过，作为中国洋泾浜语言的最早形式并非广州英语，而是广东葡语。当时抵达澳门的葡萄牙人难以和当地人进行沟通，而当地人也希望在与葡萄牙人的交往中能找到糊口的工作，就这样双方都想打通相互之间的交际障碍，于是“在那些日与葡人相周旋，负责传译语言、媒介交易的中国通事和包揽对葡贸易的揽头中间，逐渐形成中葡贸易的商业专用语——广东葡语。”（《岭桥春秋一岭南文化论集》）

为了更深一层地进行贸易合作，其次则是为了传教。１５６５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澳门建立了圣保禄公学，教授传教士中国的文字和礼仪。刚开始时，他们只能依靠中国人画图识字。１５８８年，利玛窦完成史上第一本《葡汉词典》，给欧洲人指明了道路。

１６３５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伦敦”号第一次到达中国，并在澳门停留三个月。自此，英国人在澳门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企图霸占澳门甚至中国市场的利益，于是一直挤压葡萄牙人。随着英国殖民势力增强，于是诞生了广州英语。

广州英语最早的“词典”《红毛通用番话》，里面收集了广州英语近４００词汇，分为“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四项；所有词语都是繁体汉字与广东土语标音对应，整册没有一个英文符号，共１６页；无编著者，无具体编写年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由中国人编写的广州英语最早的“词典”。该小册子里所记录的广东洋泾浜英语主要是作为一种口头交际语，其发音为一种广东土语的发音。如“一”标音为“温”（即ｏｎｅ），“二十一”标音为“敦地温”（即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非常”标音为“梭梭”（即ｓｏｓｏ），“医生”标音为“得打”（即ｄｏｃｔｏｒ），“江摆渡”（ｃｏｍｐｒａｄｏｒ，买办）;“拉司卡”（ｌａｓｔｃａｒ，末班车、最后一个）、“何洛山姆”（ａｌｌｓａｍｅ，全部）、“温淘箩”（ｏｎｅｄｏｌｌｏｒ，一美元）等，并有了很多英语中没有的用法的意义，这也算得上是洋泾浜英语的特点之一了等。从注音我们得知，早期的洋泾浜英语带着浓厚的广州方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广州辟埠为商，在中西贸易中，英国迅速增长至第一。后来，美国也一跃成为广州贸易第二位。这样一来，在广州地区的中西贸易往来中，英语就逐渐成为西方商业通用语，１８１４年，英国人马礼逊编写出最早的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而广州英语作为广州地区的商业贸易专用语迅速传遍东南沿海地区。

后期的洋泾浜英语主要以上海英语为主

上海开埠之初，沿河一带与黄浦江的汇合处成为外国商人的聚集地，但是华洋原本就属于两个世界。１８５３年发生小刀会起义，华人里的很多中产以及以上阶级携着家小、资产，涌入租界，于是造成“华洋杂居”局面，很快占了上海全体的优势。据宣统年间统计，上海一百万人口，租界已占六十万。租界里面的华洋比例是中国人占绝对优势。１８５５年租界人口总数为２０２４３人，华籍居民为２００００人；到１９３０年租界人口总数为１４４２６７５人，华人为１３９３８６３人（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国人里面，浙江人、广东人、苏南人、苏北人、本地人，组成人口的五大来源，本帮恰恰是小帮。所以人称上海是“五方杂处”。

这样一来，上海成了各种文化与人种的混合之地：既有中外文化、人种的汇合，还有中国内部“移民文化”“融合”。仅从中、外的关系来讲，“上海是两种文明会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的地方”。（《罗兹墨索《上海一现代中国的钥匙》）如果用一个具体的名称来代表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可以称之为“洋泾浜文化”。

在这一基础上，洋泾浜英语就诞生了。自１８５３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作为主导性的贸易通用语的广州英语，逐渐被上海洋泾浜英语取代，成为中外商贸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不过“前者对后者无论是语音上还是用词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关系是前后继承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周毅《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历史渊源之探讨》）。

１８７５年７月２５日《纽约时报》指出：“洋泾浜英语是清国人用来代替‘商业英语’的最直接的方法。在大清国，英国商人和买办把这种‘洋泾浜英语’应用于处理同当地清国人的业务联系”。为了商业利益，人们“日与西人交接……不讲别琴语者，百不得一”，这种商贸语言“之所以在上海吃香是因开埠和商贸所致，反过来开埠和商贸又促使了洋泾浜英语在上海的盛行”。

我们从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里的这段沪语和粤语混合汉字注音的歌诀中，可以窥见一下当年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原貌：

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

廿四铜钿“吞的福”(twenty-four)；

是叫“也司”(yes)勿叫诺(no)，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andso)；

真崭实货“佛立谷”(verygood)，

鞋叫“靴”(shoe)，洋行买办“江摆渡”(comprador)。

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boat)，

“翘梯翘梯”(chowtea)请吃茶；

“雪堂雪堂”(sitdown)请侬坐，

烘洋山芋“扑铁秃”(potato)。

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

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chop)；

混帐王八“蛋风炉”(damnfool)，

“麦克麦克”(mark)钞票多。

“毕的生司”(pettycents)当票多，

红头阿三(Isay)“开波度”(keepdoor)；

爹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

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

综述，洋泾浜英语的产生主要有一下因素：

第一，１９世纪初，晚清时期，清政府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主要有英、美两国。于是，来到开放的广州和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基本以讲英语为主，对形成洋泾浜英语十分有利。

第二，清政府自１７２３年起就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和西方交流就少了，更不要说双方能进行语言学习了。开埠后，中外双方除政治交流外，经济往来才是重头戏。一下子就打开过门，哪里找来那么多英语翻译呢？加上做生意都是外国人说了算，外国人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处于经济的弱势地位的中国，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只能跟着用英语交流。

洋泾浜英语的消亡

这种中英混合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在中国一直持续至２０世纪的３０、４０年代（在香港到６０、７０年代），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它无法发展出符合时代的新词汇、缺少语法等方面，以及历史原因，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殖民土壤，逐渐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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