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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企业管理中权力的前途，是正确把握什么是权力。

谈到权力，我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词汇：特权、影响、控制、强制力或权威。但权力并不等同以上词汇。权力是运用以上词汇的能力，但不是实际运用。权力是在社会环境下可能运用强制力的象征，并支持着所运用的强权。

更多的研究人员有着自己对于权力的定义，比如：达尔（Dahl）认为：“A之于B的权力，表现为A能让B去做他不得不做事情的程度”；米勒（Miller）和巴特勒（Butler）认为：“权力可以简单地表现为一个人控制其他人的能力”；埃兹奥尼（Etzioni）认为：“权力是面对反对力量的情况下抵抗部分或者全部阻碍的能力”；普赖斯（Price）认为：“权力的本质在于影响其他人行为的能力”。

贯穿以上论述，集合企业管理的实际，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谈及权力，应该指“在企业中，表现在不同职位上的人，控制和影响其成员行为的能力”。

比如，企业销售部门经理，对于下属销售人员有任免、考核和处罚的权力，规范其行为以完成销售部门的考核目标；但对于同级部门，如生产、物流和财务部门，则表现为协助合作的关系。

管理中的权力基础

决定如何行使更多权力的关键，是管理人员对权力资源或基础的理解。

根据费伦奇（French）和雷文（Raven）将权力基础定义为一方对另外一方施加权力的源泉或根源。他们列举了5种权力基础：奖励权、强制权、合法权、指导权和参考权。

奖励权

就是我们在现代管理中的激励，或者是正激励，如提供奖金、提薪、升职、赞扬、理想的工作安排和其他任何令人愉悦的东西的权力。

奖励权是引导下属成员往管理者期待的方向发展。公司在企业文化或者管理规章中或明或暗表示出管理者的意愿。在奖励权和下属的个人目标相重叠的时候，就可以产生“拉”的动力，实施我们影响下属成员的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奖励权低于下属的预期或者下属怀疑奖励的是否实施或落实，抑或奖励权不是下属感兴趣的，那么我们的影响极有可能失败。

强制权

为了保证管理者的影响最低限定的执行，在权力中，需要强制权保证下属必须遵循管理者的影响。这是一个“推”的力量，和奖励权正相反，具体表现为：给予扣发工资奖金、降职、批评、分配较差的工作等等，甚至开除等惩罚性措施的权利。

强制权的运用，依靠组织的等级制度。如果没有触犯外部法律等制约因素，管理等级强的管理者，至少可以在短期内支配下属成员。

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组织中，有时候处于优势的团队，可能实施抵抗这样的强制权，以维护小团队的利益。比如技术团队、运营团队等。

合法权

这种权力来源企业内部的条例，他规定管理者有权力去影响那些成员，这些成员有义务接受这种影响。也指组织内各领导职位所固有的合法的、正式的权力。

在跨组织的系统中，特别大型企业中，合法性非常重要，保证矩阵式管理的执行。并且在大型企业中，合法性非常普遍，而且能够按常规被接受。事实上，没有这个权力组织，运营将非常困难。在指令每一个环节，只有执行的组织承认上一层次拥有合法权，自己也有义务接受这种影响，指令才能够被被执行。

只有在合法权覆盖范围内，我们才可以行使权力，施加影响。如果在权力覆盖范围外，我们就需要采用权力外的其他管理方式，施加我们的影响。我们如果需要对一些组织或成员施加影响，就需要修改企业内部条例、授权、变更组织结构等方式，将合法权涵盖这些组织或成员。

指导权

指导权有时也称专家权，这个权力来源于某些特定领域。由于领导者或者某个成员具有某种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而产生的权力，并因此而赢得同事和下级的尊敬和服从。

指导权在企业运作中，很普遍地存在。有时候这种知识或技能转换成业务流程，次关节点的人员要接受主控点的人影响。主控点的人要常规和持续去指导、控制次关节点的人员。

指导权对于流程的运作特别重要，被影响人员愿意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指导。指导权也类似于现代管理中的教练式领导，对帮助下属成长、影响下属有序完成企业目标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权

也称感召权，是一个领导者的品质、魅力、经历、背景或工作风格等，对其他成员产生共鸣、认同和敬佩，而产生的一种影响力。

追随人员因为感召或参考的存在，而自觉接受领导者的影响。 这样就形成了权力的基础。但企业内部，感召权和其他权力基础混合存在，有时候不能明确区分，但在企业外部，宗教和政治的参考权表现的更为淋漓。

企业管理中的权力运用

从企业管理者角度看，必须运用权力影响下属的行为，以帮助企业实现其目标。因此管理者在企业内部要实现管理，就必须拥有可以运用的权力基础。

这里有两个问题：1.有那些可以运用的权力基础；2.应该如何运用。

识别可行的权力基础

一般管理者在给定的时间内可以行使的权力比较容易识别，它是企业组织、规章、任免和流程等因素的一个函数。

在组织方面，存在等级制度，上级管理者对于下级能够实行影响力，下级组织有义务介绍上级组织的指令。当然，在组织中，可能上级组织存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一般上级组织不能跳出自己权力范围去影响下级组织。

在规章方面，各组织之间的关心，已经提供制度以契约方式规定下来，为管理者的行为提供一定的法律权力，在管理严格的企业，不遵守规章就是一种渎职行为。但在管理涣散或者缺乏规章的企业，本质上不能提供管理的法律权力基础。

权力基础一直是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引起权力基础的变化。所以，管理者要以动态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的权力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运用的权力基础可能难以识别。多数情况下，根据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各部门相互关系等任何变化的环境来仔细评估基本的管理关系，将会揭示可以运用的权力基础。比如在流程中，流程先期知识和技能有着重要的指导性，而产生指导权，但在流程后期，这种指导作用的弱化，那么指导权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选择和运用适当的权力基础

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什么样的权力基础以实施权力，对于管理者来说，比起前面识别权力基础，是一个更困难、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如果权力通过重压的形式，迫使下属成员采取某种非自愿的行动。无疑，这种权力运用会恶化管理中各方面的关系。事实上，权力应该用来增强企业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众多的权力研究中，我们认同将权力运用分为：强制性权力运用和非强制性权力运用。运用强制性权力，会对企业内部的冲突产生影响，而非强制性权力运用（奖励权、合法权、参考权和指导权）趋向减少企业内部冲突。

另外企业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权力运用的效果，强制权的效果在一个管理不成熟的企业效果与管理成熟的企业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权力运用管理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原则，在下面我们推荐几个原则性的推论：

1.为了影响下属，必须运用某些形式的权力

2.各种权力影响下属行为的效果可能是由特定的条件决定的，随着企业组织、阶段和目的等权力实施环境的不同，各种权力的有效性也会有所变化。

3.权力的实施以及如何运用，会影响企业内部的效率和冲突，同时也会影响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

4.强制权的运用会增进冲突，而且比其他权力的运用更能够产生高度不满。

5.强制权运用，会削弱管理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受强制方需求外部支持（如政府劳动保护部门）以削弱强制力增大的可能性。

虽然以上原则不是非常精准，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运用权力基础提供理论指导。如果能将这些指导与良好的管理判断结合起来，在管理企业中可能具有真正的价值。

如何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

理论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大众文化的界定, 有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 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二是大众文化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文化传播形式,以现代技术手段为文化生产形式, 因此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的文化消费形式, 大众文化要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三是大众文化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客群, 大众文化成为现代都市大众普遍的消费品。它与以往的革命大众文化和民间的通俗文化既有联系, 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大众文化的出现改变了当代社会审美风尚的基本格局。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中国先进文化是以马列主义、 *** 思想、 *** 理论为指导的文化;是服务和服从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意志和力量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也是面向大众、服务人民、为广大人民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一)先进文化能发挥对大众文化的导向作用

1、文化建设是"先进性"与"大众性"的统一。一方面，先进文化只有在被广大人民民众接受时才能实现其功能和价值。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必须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中，必须深入到大众的心理层面，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对整个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是创造、实践和享受文化的主体。大众文化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

它既是一个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状态和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成熟的标志，更是文化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基础和环境，直接决定了文化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方式和质量。因此，先进文化建设就是建设先进的大众文化，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是大众文化的前进方向。

2、大众文化在先进文化的行列中占据着较重要的位置。这是由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先进性决定的。因为，大众文化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封闭状态和单一格局，实现了文化的大众性与共享化，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与文化产业的形成，扩大了文化的客群群落与传播空间，密切了文化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增强了现代意识与时代精神。所有这些，对于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大众文化在热情传播现代意识与市场意识的过程中，往往也能一定程度地赋予人们以开拓的勇气和进取的精神;大众文化张扬了人的个性，还为人性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物质手段，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大众文化的发展必然要 *** 和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大众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需要先进文化的引导

1、大众文化忽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排挤高雅文化，造成文化生态失衡。

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往往什么能赚钱就生产什么，其社会效益往往被忽略，文化特有的正面教育引导作用弱化。在思想内容上投其所好，出现了大量宣扬暴力、色情、迷信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文化垃圾格调低下，内容重复、手法雷同。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这些文化垃圾往往被大规模复制，广泛地销往社会各个角落。而高雅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生产周期长，数量少。大众文化以速度快、数量多的优势抢占市场，造成对高雅文化的排挤。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载体，凭借其商业炒作与世俗享乐的优势，形成社会文化领域大众文化垄断的形势，导致社会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社会理想、人生意义、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在大众文化精神的浸渍下被淡化。显然这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

2、大众文化导致人的个体性丧失，文化人文精神失落。大众文化以规模化方式生产和经营，使得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雷同、固定，呈现单调化倾向，使人的生活方式选择趋同，使原本丰富多彩的生活变得简单划一，导致人的个体性丧失。大众文化还是一种消费文化，以满足人的感官快乐为原则，生产时根本就不会考虑文化产品的人文意义与社会价值。在大众文化的诱导下，众多的接受者普遍存在拒绝道德追求，只求当下快乐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文化心态，也丧失了对现实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从而也逐步导致了文化的人文精神失落。

3、大众文化便利了西方观念向我国社会生活的渗透。西方已开发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手段，有意识地向开发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渗透。西方可以借助影视、网路以及印制品等，大肆散布西方腐朽落后的思想，使接受者社会主义、团队精神价值观淡化，甚至有些人由浅层次的文化消费，发展成为深层次上的政治认同。

以先进文化为导向发展大众文化

(一)方向上，应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先进文化引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精神的基本纲领来确定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价值坐标，坚持马列主义、 *** 思想和 *** 理论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正确处理好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消费娱乐性的关系，大众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努力做到两者的统一，不断满足人民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撑力。

(二)内容上，承载和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首先，为大众文化注入健康向上和具有使命感的先进文化内容。大众文化对人生的快乐和轻松关注较多，虽满足了大众对轻松愉快的娱乐消遣的需求，缓解大众身心疲惫，但缺乏应有的深度和思想内涵。因此必须将先进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注入到大众文化的生产、制作和传播活动中去，让大众文化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阵地。其次，可以借用大众文化常有的轻松快乐的形式进行宣传，让人民大众在感受体验与快乐的同时，也可领悟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再次，加强社会公民的人文精神培育，尤其中华民族人文传统的宣传和普及，使人们萌生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人生理想与信念，树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生活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含量。

(三)管理上，规范大众文化市场，坚持对大众文化的领导权 *** 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曾指出:"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因此，坚持文化的领导权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的。首先是制定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市场管理规则，使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均衡协调发展，从而消除当前大众文化市场畸形膨胀，混乱无序的不正常现象。其次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形成系统完备的文化市场管理政策法规体系，以保证大众文化市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再次，加大文化市场管理的力度，提高文化市场依法行政的效益，从而使大众文化市场真正成为我国人们休闲娱乐、陶冶情操的场所。最后，要引导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积极寻找大众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脱离大众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层次和欣赏情趣，也不让低下庸俗的大众文化劣品毒害大众的心灵。(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责任编辑/潘瑛

属性的商品化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经济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多, 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普遍需要, 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因此,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文化与工业联姻的结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 它具有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属性。高雅文化往往羞羞答答, 不承认其商品特性, 或者有意淡化它, 似乎艺术一旦与商品结缘, 就浑身沾满了铜臭, 亵渎了审美的圣洁。大众文化一开始就以商品的形式出现, 从不隐讳自己的商品属性。反之, 作为文化商品, 它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制片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杂志社、网站等正是这些文化商品的生产机构。这样一来, 文化产品不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个体创造的产物, 而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结果, 从创意策划、筹措资金、生产制作到宣传发行和实际消费,文化产品都是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进入市场的。因此, 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商品化规则, 以追求商业价值为目标。如果文化企业盈利的目标不能实现, 那么其运行过程势必受到影响, 甚至导致文化企业的亏损、停业或破产。因此, 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照生产经营规则, 把握文化市场脉搏, 顺应社会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口味, 以适应市场的风云变幻, 最终达到把文化产品销售出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大众文化在技术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 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 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 "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的系列产品, 再加上普遍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更加具有商品性质了。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 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 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虽然让以往高不可及的艺术和审美走向了民众, 突出了民众作为上帝的地位, 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创作主体而言, 艺术家进入文化市场成了自由职业者, 似乎摆脱了以往"文不言商, 士不理财"的限制, 获得了创作上的自由, 实质上, 当他们的作品或演出同时又作为商品直接面对消费大众时, 必然受到**、音像、演出、书刊等文化市场的影响, 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化公司经济利益的追求等因素必然制约甚至主导他们的艺术创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艺术家难以真正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 艺术也难以真正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当艺术作为消费品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圈走了出来, 成为供大众消遣的手段时, 往往以大众性、娱乐性、上座率、收视率、畅销性而不是以独创性、超越性、批判性来评价其价值。艺术的审美品性和人的独立思考的个性意识被大大削弱, 正如美国艺术社会学家豪塞尔所指出的, "娱乐工业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教会马路上的人们去独立思考"。

传播的媒介化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大众传播由专业群体使用大众媒介, 大量、迅速地传播信息,对客群施以影响。大众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网路等电子媒介。大众媒介的套用, 拓展了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的对象、范围。 我们接受人类存在的在象征意义上超越民族和无可改变的物质特性越快, 那就越好。许许多多的异域风情、珍禽异兽, 国内外高水平的音乐会、运动会, 过去无法亲临现场观看, 现在则在影视中随处可见。

正因为大众媒介信息量大、客群人数多, 所以大众文化利用现代传媒, 大量生产, 批量复制, 以此来吸引观众, 招徕听众。钱钟书的广为人知, 与他的作品被搬上了银幕、萤幕有非常大的关系, 更不用说金庸的广泛影响, 小说一版再版, **、电视连续剧的反复改编, 两者紧密相联, 互为促进, 显示出大众文化及媒介的巨大力量。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 一部电视连续剧众人议论、一首流行歌曲众人传唱的景观时常可见2004年, 杨臣刚的网路爱情歌曲《老鼠爱大米》一夜走红, 不仅迅速占领了mp3下载排行榜榜首, 并且创下网际网路有史以来同一首歌同一时期1亿人次的最高点击率。正是因为网路媒介的平台, 为面广量大的客群群体提供了传播的条件, 以至一时间, 大城市小乡镇, 街头巷尾、校园内外, 到处传唱《老鼠爱大米》。由此可见, 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客群, 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

制作的标准化

现代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手段, 不仅表现在传媒方面, 而且表现在生产制作方面。高新技术的引进、器材设备的更新, 尤其是电脑技术的使用, 提高了大众文化的质量, 例如**《铁达尼号》中高科技镜头给观众带来的逼真效果。同时, 大众文化的制作方式纳入了工业程式化的生产流程, 日趋社会化、集团化。因此,大众文化能够像工业产品那样, 生产程式化、规模化、批量化和标准化, 形成了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文化工业。

正是由于大众文化能够批量生产、无限度复制, 所以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标准化、齐一化的特征, 而缺乏真正艺术品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个性特征。如电视剧、通俗小说、广播短剧、广告小品、流行歌曲的生产等等, 一般都按照一定的格式和程式来制作, 形成一定的标准化模式。如通俗电视连续剧通常是"设定富丽豪华的环境, 安排错综复杂的线索, 构筑引人入胜的情节, 编织委婉动听的故事, 安排性格统一的人物"。因此, 人们往往把编这类电视连续剧称之为"侃"。似乎它不需要什么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准备, 只须套用某种固定的格式即可。

大众文化成为商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科技的运用, 使得文化产品生产速度加快, 制作周期缩短, 生产成本降低, 这就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效益。但文化生产毕竟不同于物质生产, 精神性层面远大于物质性层面, 它所达到的水准不能以生产的速度和效率以及经济效益来衡量。作为艺术品, 必须具有独创性, 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风格, 而模式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文化产品除了需要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声画合一的精致度, 更应研究文化品味、文化精神, 后者恰恰是文化的根本魅力之所在。因此,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 使得真正艺术品所应包含的个性消失了, 从形式到内容都越来越趋于相同。

审美的日常化

就文化的审美而言, 大众文化突破了艺术与非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在以往很长的历史时期, 美和艺术都疏离普通民众; 而在今天, 借助于大众媒介、文化工业等手段, 美和艺术普及化了, 审美的经典性与日常性从针锋相对走向了和谐统一, 原先遭受经典美学打压的欲望、诱惑、利益等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处于文化中心或热点的不再是传统的经典艺术, 流行歌曲、电视连续剧、广告、时装、模特表演、网路文学、畅销书以及动漫、网上视频、网路游戏、手机视频、手机简讯等审美形式不断涌现。审美活动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歌剧院、美术馆等与日常生活疏离的高雅艺术场所, 它就发生在普通大众的生活空间中,例如购物中心、街心公园、体育场馆、度假胜地等等。在这些场所, 文化活动、审美活动与社交活动、商业活动融为一体, 密不可分, 甚至审美作为一文化消费也进入普通家庭, 与日常生活相连, 例如环境设计、街区美化、居家装修、美容健身以及闲暇时间边看电视剧边聊天谈笑等等, 审美过程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 彼此不分。大众文化的这一特点对高雅文化、经典艺术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 促使它们改变形态, 寻求新的展示方式, 以新的形式呈现于大众面前。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的音乐会在故宫广场举办, 唐诗宋词配以精美引人眼球, 报纸杂志更是色彩纷呈, 琳琅满目, 招徕读者。大众文化的日常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变化, 由此满足了人们审美与日常生活的需要。

形式的娱乐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 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社会大众都是普通人, 他们对文化的态度, 具有明显的世俗消费倾向, 在这方面与文化精英有了差异和区分。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中, 大众文化不像精英文化那样强调理性反思, 而是注重感性愉悦, 它以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 达到吸引社会公众, 获得商业利润的目的。"我们不仅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审美愉快的最大强度, 而且还将审美考虑愈加广泛地运用到实际事务的处理中去。"[ 7] 因此, 感性层面上的娱乐化成为大众文化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电视机的普及, 电视频道和播出时间的增加, 电视文艺节目已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电视文化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电视文艺节目的制作由过去明显的宣传"教化"转向了以"娱乐"为中心, 注重观众的参与, 提高收视率, 表现出一种满足大众的审美需要, 实现娱乐大众的旨趣。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大众狂欢的盛宴, 各种传统节日或经济活动举办的综艺晚会、各种类型的游戏娱乐节目蜂拥而起, 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 一种新的文化景观。这里, 娱乐已不是一种宣传"教化"手段, 而是大众文化的目的本身。娱乐, 本是一种主观性的生命体验, 是生命主体的一种内心的情感感受, 甚至是一种自然的生理需求。作为感性文化的大众文化恰恰是为了满足生命和生理的娱乐本能, 提供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愉悦或娱乐享受。回首电视萤屏, 从小品、通俗剧、贺岁片到琳琅满目的综艺类娱乐栏目, 无论故事的繁简、情节的平奇、结局的悲喜, 它承载的文化使命是为公众提供消遣、休闲和娱乐,使他们获得轻松的满足、感官的 *** 、精神的慰藉。因此, 大众文化就难以像精英文化那样, 承载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性。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也成为大众文化容易走向庸俗、低级和肤浅的原因。

趣味的时尚化

大众文化要制作感性愉悦的文化产品, 最初往往吸收、借鉴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点, 创作出原创性的新模式, 随即迅速地通过媒介或批量化生产而流行, 形成时尚潮流。流行歌坛上, 李春波创作了"一封家书"后, "常回家看看"、"祝你平安"等一批仿作相继出现; 电视栏目上, 继湖南卫视"欢乐总动员"之后, "幸运52"、"快乐大本营"、"假日总动员"、"非常周末"之类游戏娱乐节目一时间纷纷登场; 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老照片"第一辑之后, 受此启发和影响, 其它出版社"百年老照片"、"老相册"、"红镜头"、"黑镜头"、"长镜头"、"蓝镜头"、"金镜头"等同类书籍大量面世,形成了出版界"读图"现象。由此可见, 时尚化带来大众文化的"众声喧哗", 使得大众文化丰富而多样化。另一方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种形式都不可能长时期独霸天下, 迅速流行传播, 其结果是跟风模仿, 走向模式化, 因而大多的时尚、流行往往只能昙花一现, 风光一时, 而难以持久。

在论及大众文化的时尚化时, 不能不提到造"星"与追"星"现象。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 明星辈出, 广泛存在於戏剧、**、电视等大众文化领域, 成为大众审美的"偶像", 为大众所接受、仿效和崇拜。一方面, 作为传媒会"制造""包装"明星, 以其平面化、消费性的品格和面貌出现, 走进千家万户, 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关注的对象和兴趣的热点。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就是由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编导精心策划、评审积极引导、观众热切关注和参与, 层层"包装"而推出的时尚明星, 李宇春还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 造星成了大众传媒的一种特别时尚和追求。另一方面, 明星也为大众传媒带来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消费大众、更高的收视率和更好的经济效益。

从表面上看, 明星是传媒制造出来的, 体现了编导的形象策划和设计水平, 体现传媒的能量和影响, 是当下文化市场竞争性的需要, 但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与大众的选择、与大众的审美消费的情感价值取向分不开的。隐藏在追"星"背后的是大众流行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时尚, 是他们的心理需要。大众对于明星的痴迷、追捧和崇拜, 不仅仅是对明星的形象设计、学识修养以及个性色彩的喜爱与赏识, 更重要的是自我理想的张扬与抒发,自我审美趣味的选择和肯定。因此, 大众文化应准确把握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 精心设计造就为大众所崇拜的明星, 引领全社会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风尚。

所谓领导权就是指，统治阶级通过非暴力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定向与灌输，使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地接受其奴役与统治。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资产阶级国家常常以国家机器、强制暴力、镇压威胁作为其统治的必要和主要手段，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采取了一种武力与同意、统治与领导、暴力与文明双重结构的统治，其国家构成已发生了部分质变。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相继失败后，葛兰西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俄国国家结构的对比研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暴力统治、政治社会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国家政权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市民社会是微不足道的。相反，在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不再单纯是一个强制机器和镇压工具，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已变成了不仅用来维持其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积极同意的一种实践与理论活动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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