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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

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

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

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於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

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须极言规谏。”

（中间还有四段。）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

者十有馀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

首创奢*，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

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

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

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贞观政要·务农》原文及赏析

卷六·论谦让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征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

　河间王孝恭，武德初封为赵郡王，累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孝恭既讨平萧铣、辅公祏，遂领江、淮及岭南、北，皆统摄之。专制一方，威名甚著，累迁礼部尚书。孝恭性惟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时有特进江夏王道宗，尤以将略驰名，兼好学，敬慕贤士，动修礼让，太宗并加亲待。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与为比，一代宗英云。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们说，是天子就可以自认为尊贵崇高，无所畏惧了，我认为恰恰相反，天子更应该谦逊恭谨，经常心怀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骄傲，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易经》上说：‘君子的准则是厌恶自满而以谦逊为贵。’做了天子，如果只认为自己尊贵崇高，不保持谦逊恭谨的态度，倘若自己有过失，谁还会冒犯尊颜向他提意见呢?我常常在想，帝王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必定要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虽高，却能听到地上的议论，怎能不畏惧天呢?公卿百官，都在下面注视着我，这怎能不让人畏惧呢?因此，帝王即使常怀谦逊恐惧之心，恐怕还是不能称上天之心和百姓之意啊。”魏徵接着说：“古人讲：‘做事情无不有个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结束。’希望陛下保持常谦常惧的准则，一天比一天更谨慎，那么国家就会永远巩固，不会倾覆。唐尧、虞舜之世之所以天下太平，实际上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贞观三年，唐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里讲：‘有才能的人向没才能的人请教，知识多的人向知识少的人请教，这样，有才能的人好像显得没有才能，知识渊博的人好像显得无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回答说：“圣人实行教化，要求每个人都谦逊退让，有才能的人不骄傲自大，仍旧向没才能的人请教他不知道的事情。自己虽然多才多艺，可还是害怕懂得太少，仍旧向才艺寡少的人讨教求得更多的知识。自己虽然有知识，表面上却不表现出来，自己内心虽然已经很充实，表面上却好像空虚。这句话不仅是对庶民百姓的要求，帝王的德行，也应当如此。帝王内心蕴藏神明，外表必须沉默，使人感到高深莫测。所以《周易》上讲‘要表现得蒙昧无知来自养正道，不显露明智以盛气凌人’。如果帝王身居至尊之位，就炫耀自己的聪明，凭借才能欺凌别人，掩饰过错，拒绝诤谏，那么上下之间的情感就会被隔断，君臣之间的原则就会被抛弃，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没有不是由此而造成的。”唐太宗很赞同地说：“《周易》上讲：‘勤劳谦逊的品质，君子如果能够保持到底，就会有好事降临。’这句话的意思和你说的是一样的啊。”于是，下诏赏赐给孔颖达绢帛二百段。

　河间王李孝恭，在武德初年被封为赵郡王，后被加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他平定了萧铣、辅公祏的势力，于是长江、淮河以及岭南、岭北地区都在他的统领之内。他控制一方，威名远扬，不久迁任礼部尚书。可是，李孝恭性格谦逊忍让，没有一丝一毫骄傲自大的习气。当时，特进江夏王李道宗，以统兵打仗闻名，很有学问，并且礼贤下士，爱惜人才，唐太宗很器重他。在大唐宗室中，只有李孝恭、李道宗二人德才无人可比，是一代英杰。

贞观政要（太宗自即位之始······）翻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节选自《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篇》)

　16．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内则崇侈宫室 崇：崇尚

　B.左右遽谏曰 遽：急忙。

　C.不夺其时 夺：耽误。

　D.若禾黍不登 登：丰收。

　17．下列各句中，加点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何疾之避 句读之不知

　B.君无为则人乐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C.而欲不夺农时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D.其可得乎 其皆出于此乎

　18．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及课文原句翻译成现代汉语。(12分)

　(1)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4分)

　（2）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4分)

　（3）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4分）

　参考答案

　16．A (崇侈：使动用法，使……高大华丽。)

　17．A (之：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副词，于是B.则：连词，表结果，那么/连词，表转折，却。C.而：连词。表转折，却/表递进，而且。D.其：副词，表反问，岂/副词，表推测，大概。)

　18．（1）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身体会到隋朝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殷鉴：指可以作为后人鉴戒的教训。所以：用来……。易：改变。〕

　（2）大王喜欢打仗，请允许我用打仗来作比喻。咚咚地敲着战鼓，两军的兵器已经接触(相互厮杀)，(有一方战败)抛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请：有“请允许我”的意思。填：拟声词，模拟鼓声。曳：拖着。）

　（3） 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键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泉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定语后置语序正确 ，上下：名作状，一：专一）

　〖参考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致力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却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发生了。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背离了用来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身体会到隋朝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在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确实很难。我真希望陛下今后一直像开始这样做下去，才能全部实现务本的好处。”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让民休养生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抑制性情减少欲望，而不断克制自身勉励自己的原因。”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农田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抓住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急忙劝阻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正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将蝗虫吞下。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只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没有收成，那么百姓就不再为国家所有。(现在)已经恰好粮食丰收米价下跌得这样，我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自身厉行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我常常想赐予天下百姓使人人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耽误他们农耕的时间，使家家户户的劳动力能自由地耕种收获，这就是使他们富裕的措施。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这就是使他们尊贵的做法。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去打猎，乐也在其中了。”

译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精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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