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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若初相见电视剧大结局：三少爷战场牺牲了，穿插着对秦桑的回忆。七年后的秦桑好美，只记得易连恺的名字，却不敢想起他，因为这样才能活下去。
最后，回忆到10年前，结婚前初相见，易连恺手里拿着装糖的小瓶子，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
《人生若如初相见》是由霍城完美时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喀什君舍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宁新鼎明影视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出品的民国传奇剧，由贾东岩担任总编剧，武瑶、赵实、张晗担任编剧，何澍培执导，韩东君、孙怡、方中信、徐正溪、郑罗茜、邹廷威等主演。
该剧改编自匪我思存畅销小说《迷雾围城》，讲述了向往自由的新派女青年秦桑与雄霸一方的军阀之子易连恺之间的爱恨纠葛。
剧情简介
秦桑是符远财政次长之女，7岁时救了14岁的易连恺，易连恺是江左巡阅使易继培的三儿子。自此易连恺暗生情愫，可惜秦桑并不知情。10年后，秦家被人陷害家道没落，秦桑无奈中嫁给了易连恺，易连恺满心欢喜却碰上了秦桑冷冰冰的脸。
当时藩镇割据、民不聊生，易老爷易继培一腔热血，想重振河山，于是把重任交给了易连恺，嘱托他一定要牺牲小我，实现大我。
为了守护父亲的嘱托和实现自己的英雄抱负，易连恺把对秦桑的爱恋埋藏在心里，和慕容家展开了数次对决。与此同时，秦桑的初恋情人历望平游学回国，得知秦桑被逼嫁入易家，于是暗地里潜伏在易家准备联合慕容家打垮易家夺回秦桑。
符远一战，易连恺把秦桑送出城门，为了守护易家最后的阵地死在了慕容家的炮火中。
扩展资料:
角色介绍:
易连恺
演员：韩东君
一切缘法天注定，人间自是有情痴。
身份：江左巡阅使易继培的第三位公子，江左文胆范知衡范先生的徒弟。
性格：风流又专一的痴情种子。
经历：表面上日日风花雪月，实则是难得的情痴，对秦桑情根深种、至死不渝。平日看似胡作非为、不务正业，实则谋略滔天、胆识过人能只身入军营，当上联军司令策动六军围城，只为救出秦桑。
秦桑
演员：孙怡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身份：高官**，易连恺之妻。
性格：深藏不露的高冷女子
经历：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冷静神秘、精明谨慎，因无法弃母亲遗愿于不顾而牺牲婚姻设计自己嫁给易连恺，对易连恺的“风流韵事”不闻不问，只求借易家之势助父上位。
潘箭迟
演员：徐正溪
秦桑的初恋，青梅竹马，留学日本，后来阴差阳错成为易连恺的副官，本是进步的正直人士，后变得冷漠嗜血，狡诈，拥有多重身份。
易继培
演员：方中信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身份：江左巡阅使。性格：刚正不阿的一方儒将。经历：一代枭雄、骁勇善战，他位高权重、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带领三个儿子推行联省自治，自己当主席。他的亲六弟易绶城妄图夺兵权被他囚禁后失踪。
易连慎
演员：邹廷威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身份：江左巡阅使易继培的二公子。
性格：有勇有谋的军阀之子。
经历：有勇有谋、温文尔雅，和大哥易连怡是同母兄弟，娶了江左文胆范知衡的女儿范燕云。自幼在军中磨练，独掌兵权，因和他六叔易绶城长相作风酷似而被怀疑是易绶城之子。
闵红玉
演员：吕佳容
飞蛾扑火浑不怕，爱到极致终不悔。
身份：雍南财阀程家的私生女。
性格：敢爱敢恨的江左名伶。
经历：见识不凡，风尘奇女子，历经世事、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明白身为戏子，情爱都是奢求，明明知道不该对男人动情，偏偏还是对李重年动了心，明知飞蛾扑火还是心甘情愿粉身碎骨，为了成全李重年的政治野心彻底沉沦和牺牲。
易绶城
演员：侯勇
一步三计长算计，此君需防非等闲。
身份：江左武胆，江左巡阅使易继培的亲六弟，天盟会首领。
性格：老谋深算的幕后黑手。
经历：城府心机深厚，年轻时叱咤战场、骁勇善战，因想取代哥哥易继培的身份地位而谋划了一系列阴谋诡计，包括设计让易家大公子坠马伤成瘫痪，让易家二公子觉得自己才是他亲生父亲，步步为营，奸狠狡诈。
易连怡
演员：马敬涵
江左巡阅使易继培的大公子，风华正茂时被他六叔易绶城暗中设计从马上摔下，自此瘫痪在床。
范燕云
演员：郑罗茜
只缘感君一回顾，从此念君朝与暮。
身份：易连慎之妻，江左文胆范知衡范先生的女儿。
性格：蕙质兰心的大家闺秀。
经历：纯洁善良，书香门第的闺阁淑女，温柔大方，知书达理，端庄优雅，对待爱情忠贞不渝，即使默默相守也心甘情愿。
李重年
演员：于波
英杰辈出似潮涌，雄霸天下几时休。
身份：义州督军。
性格：野心勃勃的一方军阀。
经历：野心勃勃，深谋远虑，有效仿曹操之心。在易继培手下就善于隐忍，早年为吞并易家做了大量准备。表面上看起来儒雅文质彬彬，但其实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心爱的女人都能毫不怜惜的利用和牺牲。
慕容沣
演员：陈若轩
志气凌云彻碧霄，攀檐折桂显英豪。
身份：北地九省督军慕容宸之子，因在家中排行老四，人称慕容四少。
性格：果断深情的年轻军阀。
经历：慕容宸的公子，一表人才，谈吐得体，风度翩翩，心思沉稳，谈古论今，颇有大将之风。敬重爱戴，暗中支持易连恺。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人生若如初相见电视剧
评价诸葛亮(详)
内容简介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书中突破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创造性地提出轴心期理论，他宏观对历史进行分期，认为人类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期、科学技术时代。其中史前文明、古代文明为*间歇期，公元前800到公元200年为轴心期，而他强调轴心期的重要性，提出每一次人类历史的飞跃都要回顾轴心期即复兴。
作者简介
作者：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曾任海德堡大学、巴塞尔大学教授。倡导存在哲学（后又称新人道主义），是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我们时代的理性与反理性》、《世界观的心理学》、《罪责论》、《生存哲学》、《海德格尔札记》、《哲学自传》等。
精彩书摘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长夏江村
一
轴心时代理论，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因其突破了长期来的西方中心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冷遇，直到上世纪70和80年代才有过两次讨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末，当世界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我国学术界却突然关注起雅斯贝斯的理论来，不过这次关注的重点并非两千年前的那个轴心时代，而是所谓的“新轴心时代”。
据那些讨论文章说，雅斯贝斯认为欧洲的科技时代开辟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而这个新轴心时代在世界进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事实。关于现在是否已经进入新轴心时代的问题，本文且不作讨论，本文想要弄清楚的是雅斯贝斯的看法，他真的认为欧洲科技时代开辟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只能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里去寻找。
二
阅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发现确实有“新的轴心期”或“第二个轴心期”之类的提法，但是仔细推敲雅氏的原意，我们发现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是非常谨慎的，常常是带有质疑性质，或者明确作出否定性的结论。全书关于“第二轴心期”的最明确的一段表述，...
读书札记
一
轴心时代理论，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因其突破了长期来的西方中心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冷遇，直到上世纪70和80年代才有过两次讨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末，当世界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我国学术界却突然关注起雅斯贝斯的理论来，不过这次关注的重点并非两千年前的那个轴心时代，而是所谓的“新轴心时代”。
据那些讨论文章说，雅斯贝斯认为欧洲的科技时代开辟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而这个新轴心时代在世界进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事实。关于现在是否已经进入新轴心时代的问题，本文且不作讨论，本文想要弄清楚的是雅斯贝斯的看法，他真的认为欧洲科技时代开辟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只能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里去寻找。
二
阅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发现确实有“新的轴心期”或“第二个轴心期”之类的提法，但是仔细推敲雅氏的原意，我们发现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是非常谨慎的，常常是带有质疑性质，或者明确作出否定性的结论。全书关于“第二轴心期”的最明确的一段表述，大概是第一篇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中的一段话：
我们视线内的这个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
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
第二次与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粗体为原著所有，下同—笔者），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3页，以下只标页码）
假如我们只是望文生义地阅读这一段文字，那么是很可能误读成“科技时代……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但是这种理解绝对是断章取义，即使没有故意忽略掉“或许”一词，那也仍然是断章取义的，因为这段话完整的意思是，人类历史的第二次“大呼吸”包括并将包括如下几个过程：
科技时代——类似古代文明的建设——第二个轴心期——人类形成的最后阶段
雅氏在这里使用的是一种宏观的历史划分。首先，科技时代是一个“新普罗米修斯时代”。所谓“普罗米修斯时代”是指史前的漫长的几十万年时间，这一时代人类由于学会了使用火（以及语言、工具等）而被称为“普罗米修斯时代”。科技时代既然被称之为“新普罗米修斯时代”，那么也即意味着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
更须注意的是，雅氏认为在科技时代和第二个轴心期之间，还横亘着一个类似古代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按照雅氏的说法，是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的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世界算起，到第一个轴心时代止，那么起码也跨越了3000多年的时空。
当然，对于两次大呼吸的时间长度并不能作机械的比拟，人类历史终究是在呈加速度发展，那么，不如让我们看看雅斯贝斯的另一些更加实际的分析。
首先，从发展趋势看，今天的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是否导向人类历史的第二个轴心期？雅氏认为这个可能性似乎一度出现，在第一篇第八章“世界历史的又一纲要”中，他说：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第89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氏在这里并没有把科学技术与第二个轴心期联系起来，反而是依据“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的“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来作判断。这显示了雅氏判断历史水平的重要标准：精神成就，而不是所谓的科学技术。正是根据这一标准，他判断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间，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一个轴心期。根据同样的标准，他依稀又看到了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似乎将出现又一个轴心期。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语气，雅氏随即否定了这一假设，他说：“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二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诚然，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些世纪是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它们构成了我们文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我们的直觉与洞察力的丰富来源。可是，它们不是全人类的、包罗世界的轴心，它们到后来不可能成为这种轴心。”（第90页）这反映了雅氏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彻底性，恐怕也是他的轴心期理论在较长时期里受西方世界冷落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在第二篇第一章“本质更新：科学和技术”中，雅氏进一步分析科技时代与轴心时代的本质区别，他说：在科学技术时代，“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技术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须知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第112-113页）基于这一观察，他严厉批评了黑格尔等人的历史观点，他说：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把他们的时期说成是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这是在基督教轴心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它假定已达到顶峰和完美。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鲁莽自负的精神自我欺骗。相反，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第112页）
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时代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它不是轴心期，而更象是另一个技术时代——发明工具和使用火的时代……（第113页）
接下去的第二章“世界现状”中，雅氏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他说：“与技术时代的出现同时或更早，已经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世界现象，即精神和心理的衰退遍及世界，今日它也成为欧洲的运动”，“如果我们现在进入人性的新的急剧质变，那么它不是轴心期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第159页）：
从内部看来，涉及到一些与轴心期表现十分不同的东西。那时是丰富，而现在则是空虚。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转折点，我们便知道我们仅处于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宁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壮观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明，比作发明工具和武器，最初使用家畜和马的时代，而非孔夫子、佛陀和苏格拉底的时代。（第160页）
这体现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以贯之的评判标准，即人性和人的精神性。在雅氏眼里，精神运动才是构成历史的根本要素，工具绝不会成为历史的起点，绝不会成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55页）人假如丢掉了精神，那么不要说铁器，即使“我们的武器会是飞机而不是石斧，但其它一切都跟石器时代一样”，“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第37页）从这一标准看，雅斯贝斯认为科技时代不但称不上是第二轴心时代，而且今天的世界简直就处于历史上第一个轴心期的水平之下。话说得这样明白，我们再把今天已是新的轴心时代之类的大话强加在雅氏头上，恐怕就太不尊重原著了。
元微之有赞孔明诗曰：“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
智慧第一，忠心无二
我眼中的诸葛亮
——由孔明的“三哭”谈起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 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 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评价诸葛亮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拨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拨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再来看下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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