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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2、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 ,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3、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属炭河里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

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4、直裾素纱襌衣(“襌”音dān,常被误写做“禅”),西汉织绣,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该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

5、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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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可以验证的历史,不管是地上的史书记载还是地下的考古文物,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可以相互印证,从正面说明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可信度。以《史记》为例,中国当今的考古学界的文物发掘都可以直接证明《史记》的记载准确无误。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中就发现了大量关于秦代律法的竹简,这些竹简印证了商鞅变法的可信度,也是研究秦代律法的主要考古实证。针对秦代律法的变革和实施情况,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详细记载,不仅记录的商鞅变法的前因后果,也记载了商鞅变法后秦律与之前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具体的实施中,秦律发挥的作用。这种实物资料和史书相互印证的情况成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之一。

侯马盟书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一直被记录在《春秋》与《左传》当中。侯马盟书指的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喜欢用盟誓作为两国交好的手段之一。这种情况几乎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日后的历史中很少出现。在河北等地出土的5千余件侯马盟书的石刻印证了《春秋》与《左传》记录的真实性。作为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述的考古工作只是众多发现当中的一种,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民树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着难以磨灭的作用。这也是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之一。在结合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之后,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相互印证的程度。这种极高的准确率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认同自己国家和文化的重要纽带,也成为中国历史延绵不断的物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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